我叫窦有恩，20岁那年，便来到浩特陶海牧场，被分配到三间房蔬菜队干活。三间房就是现在五队南面的河套边，以前那里是一个菜园子，我负责给菜地浇水，用的是马拉水磨，现在那个工具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那个年代，还算是先进的工具，比人提水省劲多了。那几年我干的活比较杂，啥活都能干，也肯干，所以领导们都愿意要我。前前后后干过很多工作，在砖瓦厂工资最高，一个月150元左右，在那个年代算高收入。

　　1961年刚过完春节，领导问我：“怕累不?”我说：“能累死不?只要累不死我就不怕!”就这样，我开始跟着程大勇师傅的解放牌汽车，当装卸工。装卸工很累，但是很充实。在跟车的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很多农场外和地方的朋友。就连牧管局的领导们也都认识我了，大家都知道小窦是一个干活实在的人，从来都不惜力，而且责任心强。

　　1961年6月的一个傍晚，跟往常一样，我们几个工友下班后正在宿舍闲聊，突然接到通知，务必在第二天早上5点以前到牧管局报到。我马上就去告诉了程大勇师傅，程师傅叮嘱我给车加满油。机油壶加满后，我又把车风挡玻璃擦干净，收拾稳妥后，便早早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不到5点我们就到了牧管局机关大院门口。已经有几台车先到了，有哈达图农牧场的，特泥河农牧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场的，一共到了6台解放车和4台212吉普车。这时，副盟长、牧管局党委书记乔杰林和牧管局乌嫩局长陪着一个朴实“老农民”模样的人上了楼。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去，问别人也都说不知道。

　　吃完早饭回到办公室我就去打听了：“乌局长，车到底干啥去啊?”乌嫩局长说：“你打听这个干啥?”我说：“要是在市里还行，要是往外走，车的油也不够啊!”乔盟长说：“早就给你们安排好了，去油库装!”我们6台解放牌汽车便都去油库装了满满的油。很快，我们就出发了，目的地是三河马场。

　　那时候，道路基本都是土路，特别难走，尤其是夏天刚下完雨，有很多路段都会陷车。程大勇师傅熟悉路况，我们的车便在最前面打头，第一站到的就是我们浩特陶海牧场的海东队。“老农民”模样的人下车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肥沃的土地，哪有不开荒的道理?”到哈达图农牧场场部之前一直都很顺利，到了场部附近就开始陷车了。一陷车我们就得下车挖，车拉或是垫石头，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第一天，我们是在哈达图牧场九一分场住的，吃的是羊肉馅儿包子。饭店老板与我们也都认识，他知道我能吃，当时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要是能吃20个包子，以后来我这儿再吃饭不要钱。”包子有拳头大小，我一口气吃了25个，把大家都吓坏了，纷纷劝我别撑坏了肚子。年轻那会儿我能吃饭，25个包子虽然很饱，却也没有很撑的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中间在105分场住了一个晚上。大家在路上一直讨论，能让盟长和局长都陪着，那位“老农民”模样的人肯定不简单，说不定是个大官。我们眼见着他一路上都在查看地形、土质，却都猜不透他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一行人整整走了三天才到达三河马场。到了三河马场，从领导们的交谈当中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农民“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震将军。这下，我们的劲头更足了。接下来去苏沁农牧场，那个路更是难走的不得了。我冲在前面带领大家整整挖了一天的陷泥，车也没有过去。印象最深的就是，王震将军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今天你辛苦了!”我愣了一下，没想到王震将军这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官架子。我挠着头皮憨憨笑道：“不辛苦!”在陷车的地方，王震将军还打趣地说道：“我们这儿的路况，比当年的南泥湾还是要好一点的。”

　　最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把车拉出来，只好让个会骑马的人赶紧到场部求助。场里立即给派了辆大车，这才把我们的车都拉了过去。当天下午我们赶到三河马场，又用了三天时间才回到海拉尔。与王震将军同行的这几天，我们着实体会到了王震将军心系垦区，关心百姓的疾苦。每到一处，王震将军都会详细了解当地百姓吃不吃饱、穿不穿暖。

　　尽管近60年过去了，但我与王震将军同行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王震将军的音容笑貌和朴实的话语，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