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以“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与全球农业治理”为主题的第十三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首先欢迎各位线上线下的朋友参加这次会议。

　　首先，请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马洪涛女士致辞，有请马主任。

　　马洪涛：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金秋时节，广袤的田野上，秋冬种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为下一季的丰收夯实基础。今天，我们相聚线上，共同就“后疫情时代全球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贸易发展”“全球农业治理与农业贸易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这对于交流各方观点、凝聚思想共识，推动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与改善全球农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对线上线下出席会议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方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反复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为我们今后抓好粮食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我们的安全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粮食安全保障是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统筹谋划。从国家层面，应加强粮食的生产、储备及贸易各个环节的协调，多措并举;从全球层面，应重塑公平的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农业贸易规则，加强农业领域交流合作，提升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然而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农业供应链产业链遭受巨大冲击，全球陷入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群不减反增，粮食可及性下降，粮食价格飙涨，很多发展中粮食净进口国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足够的粮食，人道主义危机一触即发。今年以来，干旱、洪涝、地区冲突以及一些非传统因素推动粮价高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为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巨大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尽管不同国家的粮食生产存在效率差别，但在当下，国际社会愈发重视粮食供应的韧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人类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几乎没有弹性，粮食对人的作用不言自明。今天我们相聚一堂，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交流、互相启发，系统研判当前国际粮食和农产品市场，为共筑全球粮食安全、提升全球农业治理水平，确保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如期实现贡献智慧。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此次会议我们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知名专家将作专题报告。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来自于农业农村部市场司、规划司、法规司等相关司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国际马铃薯中心(CIP)、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等国际组织，中国农科院、热科院、对外经贸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以及行业协会、涉农企业界代表等等。希望本次会议能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搭建起信息交流、学术共享、理论创新的平台;也希望大家能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在思想和观点的碰撞中都有所收获。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马主任的精彩致辞。马主任在致辞中表示对大家的欢迎和感谢，同时也阐述了召开本次会议的意义和目的，这为我们本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调，下面进入主旨演讲环节。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频繁的农产品出口限制措施、粮食能源化金融化等因素造成粮食供应链紧张，叠加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外部冲击，全球粮价波动上涨、高位震荡。当前，粮食安全已经成为海内外各方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面对形势复杂严峻、挑战巨大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我们本节以“后疫情时代的粮食安全问题”为主题，邀请到了FAO粮食体系及食品安全司副司长迪万恩·杰(Divine Njie)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二级研究员杜志雄先生，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春华先生为大家做主旨演讲。期待本节发言嘉宾向大家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携手应对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问题贡献智慧。

　　下面介绍本节发言嘉宾：

　　第一位发言嘉宾：FAO粮食体系及食品安全司副司长迪文尼·纳杰：(Divine Njie)先生。纳杰(Njie)先生2004年加入FAO，长期从事粮食产后减损、农产品加工技术、农业产业发展和其他相关领域工作。此前，他曾担任FAO农产品加工业研究团队负责人、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司副司长等职务。下面有请迪文尼·纳杰先生发言。

　　迪文尼·纳杰：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出席第十三届国际农业贸易政策大会。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采取行动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现象，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足够安全、营养、价格合理且健康的食物。同时，它还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维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环境，以及适应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压力。

　　粮食系统在决定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实际情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粮食系统转型已被确定为加快实现《2030年议程》和SDG的关键切入点。我所说的“粮食系统”指涉及生产、聚集、加工、分配、消费和处置源自农业、林业或渔业的粮食产品的所有行动者及其相互关联的活动，发起或阻止上述系统中变革的机构、上述行动者和机构运作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

　　虽然人们认识到粮食系统在实现《2030年议程》方面能发挥的作用，但也认识到目前世界各地的粮食系统正承受着多重挑战的重压，但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中几项挑战。简而言之，粮食系统没能很好地为人类提供粮食，或者为地球作出良好贡献。

　　以气侯变化为例，整条食品供应链都会排放温室气体，严重影响气侯变化。总的来说，粮食系统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气侯变化通过温度升高、降水模式改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等一系列复杂机制损害粮食系统。这些因素对粮食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影响作物、牲畜和渔业的产量和生产力、引发新的病虫害，使储存作物易受虫害，从而对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产生潜在负面影响等。

　　粮食系统的环境足迹不限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侯变化，粮食系统是丧失生物多样性、土地退化和淡水过度使用的主要驱动因素。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当今粮食系统运作不佳的另一个表现是全球受不安全粮食影响和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很高，高达8.28亿人，食不果腹。此外，近31亿人负担不起健康饮食，只好以不健康饮食为生，导致微量营养素缺乏，以及与饮食有关的肥胖和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自相矛盾的是，依靠粮食系统活动维持生计的数以百万计的小规模生产者是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粮食安全保障和最易受伤害的群体。粮食系统中出现大量的食物损失和浪费，全球生产的近14%的粮食在收获后和零售阶段流失，而全球食品总产量的17%被零售商和消费者浪费。

　　如前所述，粮食损失和浪费发生在粮食高度不安全的背景下也是造成粮食系统巨大环境足迹的关键因素，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8%—10%，并造成大量森林砍伐，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

　　正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现在的乌克兰危机期间凸显的问题所示，我们的粮食系统无法抵御冲击。相反，这些冲击对粮食系统产生了广泛负面影响，损害了粮食系统实现诸如确保粮食安全等发展目标的能力。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述只是表明粮食系统表现不佳的几个例子，为了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的愿景，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改变粮食系统，提高其效率、可持续性、适应性和包容性。上述粮食系统变革需要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协同行动，公共部门可以通过财政、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及适当的治理和体制框架创造强有力的扶持环境，从而推动粮食系统发展取得更可持续的成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变粮食系统需要同时解决多个约束，这就需要从各自为战转为在涉及粮食系统的多个部门，(如农业、贸易、卫生、环境、工业等)采取综合干预措施。新冠疫情是由动物传播的病毒引起的人类健康危机，其全球影响凸显了跨部门协调行动的必要性。更好地理解并采取行动，尽量避免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如环境可持续性和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权衡。转型需要粮食系统所有行动者的努力和密切参与，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有必要建立多利益攸关方平台和倡议，促进利益攸关群体间的对话和行动。

　　大家可能知道，去年联合国秘书长召开了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以激励利益攸关方大胆采取新行动，通过粮食系统转型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后，各国目前正在制定和实施粮食系统转型的国家路径，此外还成立了各种联盟，以便利大家获得粮食系统转型的经验，接入专门知识网络。粮农组织正在支持其成员实施国家路径和相关规划，具体的支持领域包括促进政策框架的一致性，协调多方利益相关者利用公共和私人资金，知识转移，加强能力。粮农组织还直接参与并支持健康饮食，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城市粮食系统等联盟。

　　数字技术在支持粮食系统转型方面有巨大潜力，粮农组织正在支持其应用，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小型参与者融入市场。“数字千村”倡议将数字化作为农村转型和繁荣的核心，将世界各地的村庄转变为数字中心，以支持加速农村转型，减少性别和农村差距等数字鸿沟。全球城市化严重影响粮食系统，目前，全球5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70%，城市已经消耗了全球70%的粮食供应，同时在全球废弃物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据了很大份额。

　　在此背景下，粮农组织的城市粮食行动方案通过动员各级行动者的有效粮食治理机制，支持政策设计和规划，该方案还旨在吸引投资，使城市环境及其周边地区更具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在全球层面上，粮农组织支持并参与诸如“同一个地球可持续粮食系统方案”等平台，该方案为分享粮食系统转型的经验、政策建设和知识提供交流机会。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2030年正在迅速逼近，粮食系统可以在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粮农组织将与所有伙伴合作，帮助粮食系统转型，使其更高效、更具适应性、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不让任何人掉队。

　　谢谢大家关注，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主持人：感谢纳杰副司长。

　　下面有请第二位发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叶兴庆先生。叶兴庆先生先后在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三农”政策研究。著有《大国小农》《农村集体产权权利分割问题研究》《现代化与农民进城》《中国边缘地带的经济增长》等学术著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文章。下面有请叶部长为大家做报告。

　　叶兴庆：谢谢，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们现在在处于疫情当中，大疫三年，应该是曙光在前，从这次疫情里面我们人类社会能吸取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方面我们有很多经验需要总结，对后疫情时代我们进一步、更好地保障全球粮食安全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对后疫情时代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应该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过去60年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的快速发展。过去60年，全球的人口增长了151%，但是我们主要的粮食作物的产量增长的速度更快，就是说全球的粮食的生产的增长是跑赢了人口增长。

　　同时，全球粮食贸易的增长也跑赢了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因为全球的农业资源分配是不均衡的，粮食从资源丰富的地方流向资源贫乏的地方，这有利于促进全人类粮食保障水平的提高。当然尽管我们的产量增长跑赢了人口增长，我们出口的增长也跑赢了产量增长，但是全球各国的粮食安全状况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在这张图上(见PPT图)可以看出来，在北美、澳洲、西欧这样一些地区，当然还有东亚一些国家，资源禀赋比较好或者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国家的治理能力比较强的地区，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是比较高的，像我们中国也应该是取得了比较好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成绩，在购买力方面、在供应力方面、在品质与安全方面，在自然资源稳定性等方面中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次疫情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要从这中间吸取教训。比如说我们这次疫情在相当程度上是恶化了全球2030年议程里面消除饥饿目标的进展情况，FAO的一个材料表明，去年全球的饥饿人口比2020年增加了4600万人，比2019年增加了1.5亿人。

　　后疫情时代，这个曲线是继续往上走，还是希望它掉头往下走?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曲线掉头往下走，确保到2030年实现消除饥饿的那样一个目标。但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性，我们明显感觉到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性在增强，这里面气候变化的影响，粮食的能源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增强，这样一系列因素都导致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性是在明显地增强。还有一个就是逆全球化抬头，一些国家的粮食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在抬头，这里面比较遗憾的就是WTO《农业协定》对粮食出口和进入的限制约束力不强，同时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进程中，像新冠疫情，像乌克兰危机这样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这些都会对未来我们怎么样保障全球粮食市场的稳定，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提高都是一些挑战。

　　从波动性来看，FAO的数据表明，新世纪以来全球粮食市场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波动，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这两年多，特别是到今年2月份、3月份以后，以小麦为主的全球粮食市场又实现了进一步的波动，这表明全球粮食市场的稳定性在下降，它的波动性在增强，这并不仅仅是这三年疫情期间的一种状况，如果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来看，它波动的幅度在扩大，波动的频率在加快。

　　再比如说我们这次疫情里面面临的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出口限制。在新世纪以来的这三次全球粮食市场波动过程中间，总是有一部分国家对市场反应过度，对粮食的出口实行禁止或者限制，这样一种过度的反应又反过来进一步推涨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

　　面向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从这次的疫情期间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中吸取教训，要多措并举提高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可靠性、安全性，我想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讨论的：

　　一个就是在全球粮食贸易里面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国际大粮商在后疫情时代应该承担更多的、多维的社会责任。应该说这些年来国家大粮商在促进全球主要出口地区粮食生产的发展，因为这些粮商在粮食出口地区有强大的产业链布局，在促进出口国家的粮食生产，在提高仓储能力，在提高物流能力，就是把粮食从“多”的地方运往“缺”的地区这个方面，大粮商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当然下一步，在后疫情时代我想大粮商应该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在提高农业发展的包容性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当发生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国家大粮商应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成为冲突的“熄火者”，不能成为“拱火者”，不能成为粮食贸易武器的工具，就是在商言商，同时要有更多的公平正义这样一种责任感、这样一种价值观，就是从事粮食贸易一定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种强烈的公平公正意识，粮食是关系人类深层最基本的供给，就是从事粮食贸易的企业不能把粮食贸易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作为一种制裁的手段。

　　这次在新冠疫情期间，包括在乌克兰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在偏离这样一种方向，我们希望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国家大粮商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面。

　　第二个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就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加强全球粮食政策的沟通和对话。沟通和对话能够消除很多误会，能够促进很多共识的达成，特别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在全球市场上我们的进口量，基本上每一个产品我们都是百万吨级、千万吨级的进口国，对中国的粮食进口，对中国的粮食库存都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说我们的粮食进口，中国的进口是一种缓慢的、渐进式的进口，这种缓慢的，渐进式的进口增长它带有增量贸易的特征，也就是中国进口的增长并没有对其他进口国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我的进口增长不影响你的进口增长。以大豆为例，从1995—202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从30万吨进入到1亿吨，全球其他国家的进口量从3000多万吨也扩大到7000多万吨，这就是说中国大豆进口的增长并没有减少其他国家进口的增长，中国进口的增长来自哪里?来自出口国的产量和贸易增长部分，这就叫增量贸易。

　　还有一个中国库存的问题，最近这一年多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误会，其实中国的高库存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结果，在前一个时期在全球粮价低迷的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量也是在同步的增长，我们的很多产量是进入到了库存，同时我们的市场又充斥着进口的农产品，这样导致我们国家的库存一度出现快速增长。最近这两年，我们是在去库存，我们是在释放库存，所以说最近这两年中国的释放库存，中国的去库存其实从一个角度它也是为维护这两年全球粮食市场的稳定，也是以这种方式做中国的贡献。

　　最后一点，我觉得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提高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改革。在疫情期间，包括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一个时期，也包括今年上半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一个时期，一些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了禁止或限制措施，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WTO《农业协定》第十二条，对粮食出口的禁止和限制的这一条是非常含糊的，是非常没有约束力的。这样一种状况当然是有它的原因，就是当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时候，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全球粮食贸易的突出矛盾集中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大量的出口补贴，主要的谈判方它将注意力放在削减出口补贴上面，所以农业协定对出口禁止或限制的关注度并不高，后来启动多边贸易谈判以后在农业领域七大磋商议题之一就是出口限制，但是在这个议题上进展非常缓慢，后来召开的第12次部长级会议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没有持续性的进展，其意思是说在世界粮食西方署的人道主义采购商不能进行限制，当然这个成果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不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我想下一步中国作为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应该推动各方在加严出口禁止或限制的触发条件方面，根据长期协议进行的采购必须免予出口限制或禁止方面，在提高出口限制措施方面，在严格遵守通报义务等方面中国应该推对各方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有约束力的共识，这是维护全球市场稳定，充分发挥贸易在促进全球各国粮商保障水平提高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相信贸易有利于促进全球、全人类粮食保障水平的提高，但问题是贸易必须安全可靠。贸易要安全可靠，那就是各成员国粮食出口的禁止或者限制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约束。

　　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叶部长，叶部长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国际粮农社会责任，加强全球粮食政策沟通对话、推动全球改革，以及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等方面为大家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再次感谢叶部长。

　　下面发言的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春华先生。杨春华副主任曾在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社会事业司等司局任职，长期从事“三农”政策研究工作，有多篇研究成果，为相关政策制定、改革和调整提供了科学决策、技术支撑，并在《管理世界》《农业经济问题》《农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政策理论文章数十篇。有请杨春华先生做报告。

　　杨春华：谢谢贸促中心的邀请，很高兴参加这次研讨会，跟大家探讨“三农”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

　　大家知道，“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所以今天我就想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增收的趋势、面临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政策趋向和大家做一个探讨。

　　首先我们来分享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增收的一些趋势和特点。

　　大家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大对农村居民增收支持力度，应该说这十年来农村居民收入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也在持续缩小，具体来说有这么四个特点：

　　(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双超”。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连续9年超过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与GDP增速比较，除2016和2018年两个年份之外，其他年份均高于GDP实际增速。这是第一个特点。

　　(二)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具体表现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逐年递减。从2012年占收入的四成多，也就是43.6%下降到2021年的34.7%，下降8.9个百分点。第二个是从2015年开始，农民工资性收入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大头。工资性收入在收入当中的比例从2012年的37.2%增加到2021年的42.0%，就是从接近4成到超过4成，上升了4.8个百分点。第三个是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稳中略增，从2012年的2%上升到2021年2.5%。第四个是转移净收入所占比重明显增加，这个特点表明农民增收的结构和动力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这说明多数地方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然在部分农业大省经营净收入还是主要来源，这是第二个特点。

　　(三)低收入和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成效还是比较明显。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分析，2012-2020年，全国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283块钱增加到12588块钱，年均实际增长9.0%，比全国农村年均实际增速快2.1个百分点。另外从五等份分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看，2017年以来，20%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总体上高于其他分组。另外分区域来看，2014-2020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是快于其他地区和全国平均增速。

　　(四)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从2012年的2.88：1缩小到2021年的2.50：1。

　　这是十年来农民收入的一个特点我们做的一个简要的分析。

　　二、我们探讨一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持续增加农民收入面临的挑战和难点。

　　(一)虽然城乡居民收入比相对差距还在缩小，但是绝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这个绝对差距总体上是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从2012年15000多块钱扩大到去年的28000多块钱，十年间城乡居民绝对收入扩大了1.27万元，增长了8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的收入的绝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从2020年五等份分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看，20%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0%高收入户的12.2%，，就是一成多一点，高收入组是低收入组的8.2倍，应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三)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还是比较以大，以2020年为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7000多块钱，以典型的上海和甘肃为例，2021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521元，是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3元的3.37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地区间的这种农民收入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四)农村居民增收的第一支柱动能不足。非第一支柱刚刚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大头，但是从分析来看，大头下一步增收的动能还面临挑战。从2012年到2020年，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增长的比率从14.2%下降到5.9%，去年有所增速回升，但2020-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也只有9.9%，所以工资性收入总体上下滑的趋势应该说还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这是第四个问题。

　　(五)经营净收入带农增收后劲不足。尽管经营净收入现在已经退居第二位，但是这一块收入还是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务农农民的收入来源的基础支撑，但是这些年也在持续下降，所以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这是我们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增收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觉得下一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保持较好的势头还需要加快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综合发力、多措并举，不断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一)还是要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定增长。因为务农收入刚才说了仍然是农村地区广大务农群众的基础性收入，所以还是要坚持产业为基，坚持增粮增收并重，或者稳粮增收并重，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包括大力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特别是主产区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和提升价值链，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再一个就是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释放乡村的多元价值，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是第一个我们认为今后的政策着力点。

　　(二)注重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还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来不断提升农民务工增收的技能，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第二个是要引导农村劳动力能够转移就业增收，强化就业优先的导向，特别是当前形势下，疫情已经持续几年，做好援企稳岗的政策支持，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再一个还是要注重不断完善城乡平等就业的制度，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三个是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这些年这方面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随着产业转移、随着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壮大，很多农民工或者有的是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势头越来越明显，所以要大力支持发展县域产业，既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也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更多的乡亲能够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三)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应该说深化农村改革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面有几个事需要关注一下：一个是还是要完善落实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制的制度体系，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下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二是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之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三是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盘活农村资源资产，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利。

　　(四)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应该说农业补贴，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是农业农村支持保护制度中的一个政策安排，也是农民转移性收入的重要来源。这里面第一个还是要不断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政策指向性和精准性，特别是加大改善生产条件、生态环境、助农增收政策支持力度。第二个是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特别是根据中央的要求，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第三个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实现从有向好的转变，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里面特别有一条，要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来的，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注重机构行政区域覆盖向注重常住人口服务覆盖转变，这也是今年在基本服务供给方面政策上的一个转型或者是一个转变，这样让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民工能够享受到便利可及的公共服务。

　　(五)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这件大事，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持续稳定增收。这里面主要包括完善监测帮扶机制，还有一个是在脱贫地区支持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脱贫人口通过产业来增收;另外支持脱贫人口稳定就业，特别是注重发挥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等途径促进脱贫人口就业增收。第三个要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政策力度不减，扶上马送一程。也强调要深入推进东西部协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来加大参与力度，包括“万企兴万村”等等这些，通过这些来带动农村低收入人口持续稳定增收。

　　好，我就简要和大家交流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感谢杨主任，杨主任和大家分享了中国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巨大成就。

　　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大国小农的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同时杨主任也和大家分享了他提出的五个方面非常有建设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再次感谢杨主任的精彩报告。

　　我这一节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二级研究员杜志雄先生，杜书记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同时从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关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并担任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下面有请杜书记做报告。

　　杜志雄：尊敬的各位同行，大家好!

　　我利用这一点点时间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做一下交流，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邀请来参加这次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与全球农业治理的会议，根据会议安排我主要是想谈一谈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我就不系统讲了，我就凭记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那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主要的目标是要补现代化建设当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短板，所以我们要把乡村振兴战略理解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按照这样一个对乡村振兴目标和价值的理解。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过去讲乡村振兴有五大振兴，我们也一直在这样做，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两年以来随着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巨大胜利，我们实现由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转移衔接，我们又提出来乡村振兴要重点围绕三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一个是乡村产业的乡村发展，包括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在往前推进，应该讲无论是讲五大振兴还是三大任务的推进，乡村振兴都是一个涉及面广、任务非常重的这样一项工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好坏它决定了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又影响国家总体现代化的大局，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讲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们说它的工具和手段是这么去理解的。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乡村振兴是一个涉及面广、任务繁重的战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把它理解为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底板，它不是短板的问题，它是底板，因为在有些地方可能粮食安全不一定是一个短板，但是从乡村振兴的总体来说，就是从国家“三农”发展的总体大局来说它不是一个补短板的问题，它是一个底板的问题，也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任何地方去推进都必须要做好或者说巩固好粮食安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从当下来说，粮食安全越来越也与政权安全、国家安全或者说跟总体的战略观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更要关注粮食安全的问题，所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尽管涉及面广、任务繁重，它都不能忘掉粮食安全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应该讲在当下我们尽管粮食安全的总体形势，从我们国内的粮食生产这些年来的生产与供给的格局来看，问题并不是很大，我们连续7年粮食的产量已经保持在6.5亿吨的高位上，去年已经达到了6.8亿吨，我们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达到了483公斤，这也已经高出了全球公认的粮食安全的400公斤的安全性。但是尽管如此，应该说粮食安全还是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它体现在跟粮食安全相关的方方面面，我们讲粮食安全它是一个关于粮食的生产与供给，在粮食生产与供给里面又涉及到进口与国内生产，而国内生产又涉及到生产的前端、中端和后端这样一个系统和连续的故事，事实上我们讲粮食安全存在问题跟这样一个粮食安全相关联的结构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先把国际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说，我们首先讲我们国内的粮食生产与供给来看，从前端到中端到后端事实上也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生产前端监管我们现在粮食种子我们可以自我满足，优良品种在生产和产出当中贡献度越来越大，我们能不能持续地供给优质的粮食和种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弱项的。另外从产前来看，我们农业的投入品事实上也还是存在问题的，我们还不能生产和提供出更多、更好的低毒农药和高效的化肥，这是我们在生产中端那样大面积的投入有关的，这是从前端来看。

　　从中端来看同样是这样，它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生产者的结构转换非常慢，这种小规模生产群体生产的粮食，这种小规模的生产存在供给的不稳定，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如果我们将来中国粮食产出60%到80%是由适度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来提供的话，那我们的供给肯定要稳定得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生产中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的投入出现飘移的情况，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租金高位运行并且继续攀升，由此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就会上升，我们PPT里面都有具体的数据，我就不说了，我就说一些概念，由于租金高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这样的话粮食生产者他的收益就相对比较低，由此导致他们的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不高，不仅仅是生产粮食，就不仅仅是粮农，在主产区同样也存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这是从中端。

　　后端，也就是产后存在着浪费，更重要的是在食品消费的环节存在浪费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国内的需求和消费，我们刚才讲粮食安全从粮食供给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这是必然的。另外一个就是随着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的增加，他们对食品消费的升级是不断上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粮食尽管总量够，但是存在结构性短缺，从进口来讲它还存在着质量结构性替代的问题，所以进口也是非常必要的，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需要通过进口来保障我们需要的一些粮食。但是问题在于在进口端事实上存在这么几个方面的事：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第二个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由于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粮食生产量和可贸易量在下降，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比较大，由此也导致粮食供应链的稳定等等问题。

　　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粮食安全总体的背景来看，它是存在和面临问题和挑战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新的提法，我把前面的问题做了这样一个梳理之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理解全方位可能就非常好了。我们讲全方位夯实，我们讲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当然也就是要夯实的内容，这个肯定是无疑的，也是很好理解的，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讲了，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

　　第五点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我挑出三个最重要的夯实的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它：

　　1、我觉得全方位国内来说我觉得要解决两个根本性突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以建立耕地使用和保护制度，能够确保优质的耕地资源尽可能多的用于粮食安全保障项目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地方跟前面我们所讲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当地政府积极性不高，这个是无疑的，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调研来解决它，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解决的方案最终可能还是要用到耕地用途管制上来，包括把耕地用途管制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建立一个以它为核心的耕地使用和保护制度，我觉得我们的很多问题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农民作为农用地的所有权人，他们应该是有对他们的土地，对他们的耕地具有使用的自由和自主权的，这是我们国家农业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或者说成功的主要方面，一个是成功的原因，一个是取得成功的主要方面，就是给农民自由和自主权，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以剥夺他的自由权利的问题来作为前提解决耕地非粮化的问题，而是以耕地管制来解决，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2、可能还是要解决刚才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农业生产主体如果始终是小规模的农户，我们粮食安全的根基是不稳的，所以我们要培育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经营主体，而培育适度化的农业经营主体就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土地流转的租金太高。我觉得土地租金的高和低，当然最根本要取决于市场来决定，但是从粮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能是要有所规制的、有所干预的。我们不讲其他的产品和作物的流转的租金，我们就从粮食的角度来看，现在很多的地方用于粮食生产耕地流转的租金，我们用俗语说就是地租，事实上已经大大超过它的土地收益的50%。而事实上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以及从国际上来看，就粮食这个产品来看地租的租金如果高于37.5%，我觉得就有点过份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提出一个要运用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耕地发现功能来探索有利于实现粮食规模经营的土地租金的合理形成和定价机制，这是我关于夯实国内这两个方面的观点。

　　最后一点我想谈一下全方位夯实之于国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农业走出去，把中国农业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品种要走出去，能够帮助世界不发达国家，来动员他们可以生产农产品，特别是生产粮食这样一些后备资源，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从而扩大世界粮食的总供给，总供给增加事实上是可以增加总贸易量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我们要从国际市场上适当地进口满足我们自己粮食安全的农产品是必然的，而中国又是一个大国，我们的贸易地位要通过一切方式帮助世界扩大粮食的产出量和可贸易量，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谓夯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主要就是把我最核心的一些观点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至于具体的细节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带PPT，我就不充分展开了。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杜书记，杜书记在百忙之中抽空为大家分享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特别是当前形势下粮食安全的思索和见解。

　　本节主旨报告的环节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四位专家的演讲，同时我们也期待与各位专家在线下下面。下面有请国务院参事、中国农业大学特聘教授何秀荣先生为我们主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贸易发展专题研讨环节，大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