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何秀荣：谢谢向东，下面我就接管过来了。

　　大家好，我是本节主持人，因为是线上，所以就不休息了，反正线上开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较自由，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本节话题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贸易发展，本专题有6位报告人，第一位发言嘉宾是来自FAO的乌帕里·加尔凯蒂·阿拉奇拉奇(Upali W. Galketi Aratchilage)。阿拉奇拉奇(Aratchilage)先生毕业于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获经济学博士。曾担任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 ESCAP)、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经济顾问，斯里兰卡首都大学教授等多项职务。下面有请阿拉奇拉奇(Aratchilage)先生作报告。

　　乌帕里·加尔凯蒂·阿拉奇拉奇：粮农组织罗马总部向本次国际会议的所有与会者致意，我感谢农业贸易促进中心邀请粮农组织就食品价格指数作简短介绍。

　　我将简要讨论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的基本情况，然后谈谈国际粮食价格的近期变化，以及新近出现的关键驱动因素和影响。

　　请看PPT。

　　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在讨论全球粮食价格最近变化之前，我想简要介绍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该指数于1996年首次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引入，帮助监测全球粮食商品市场的发展。自那时起，该指数一直被用作衡量和比较国际食品价格的国际基准，由粮农组织每月编制发布，该指数跟踪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和食糖5种商品类别的价格变化，它涵盖了24种食品类商品，包括公认的最关键、最具战略意义的商品。

　　综合来看，该指数占食品类商品国际贸易总额的40%，使用了近百个主要出口国的报价。该指数是贸易加权指数，目前我们使用2014年至2016年作为基期，以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计算，因此，用户可以比较某段时间内的国际食品价格，你可能会感兴趣的是，从1961年开始，年度指数一直可用，而月度指数从1990年1月才可用。我们采用离岸价，因此它们衡量的是边境的国际价格，可能与你在当地超市支付的价格不同。尽管如此，该指数提供了极好的比较基准，并为利益相关者持续监测国际价格发展提供了宝贵指导。

　　现在我要谈谈最近观察到的变化，正如你在右侧的图表中看到的，自2020年年中以来，该指数一直在急剧上升，并在2022年3月达到峰值。今年3月，所有的五种商品类别都在增长，特别是植物油有大幅增长。其次是食糖、谷物、乳制品和肉类。然而自今年3月以来价格再次下跌，植物油价格跌幅最大。

　　请看下一张PPT，接下来的两张幻灯片中，我们将讨论与植物油和谷物市场相关的能影响每个市场的一系列因素。

　　总体而言，从2020年年中到今年3月，价格飙升基本上归因于主要出口国出口供应紧张，同时世界各地主要进口国的进口需求仍然强劲。尽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世界面临运输中断等各种挑战，这里你可以看到植物油价格在2010年到今年如何变化。请看植物油价格大幅上涨。因此我们能看到豆油、棕榈油和葵花籽油价格的涨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价格变化的市场基本因素，可惜的是时间不允许我详细介绍。但是我要指出一个重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谷物价格指数的价格变动，同样从2020年年中到今年3月初，谷物价格也急剧上涨，小麦和粗粮价格大幅上涨，而大米价格虽持续波动，但没有像其他食品一样上涨，这就解释了价格变动在每个食品商品市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分析价格时，不仅要查看总体指数，还要关注不同食品商品组的情况。

　　现在我要简单介绍关键的驱动因素，某些公认的导致最近价格起落的基本驱动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国际食品价格波动。这是连续的拉尼娜天气，公认的食品价格关键驱动因素之一。拉尼娜天气开始于2020年5月左右，并且还在持续，这导致某些地区出现极端干燥和温暖的天气，如欧洲、北美、南美某些地区，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极端降雨和潮湿天气影响了粮食生产系统。根据最新预测，拉尼娜天气很可能在本年度持续，概率接近86%，这就是挑战，我们能否保持产量不低于世界粮食生产系统现有水平。

　　第二个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众所周知，疫情扰乱了食品价值链和运输系统，造成了食品生产系统和价值链的瓶颈，还导致劳动力短缺，迫使食品加工商改变包装方法，影响零售和农场的食品供应。图表显示，后疫情时代世界复苏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再次影响市场动态供需，某些地区需求增加，而其他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地区却遇到困难。

　　第三，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不断波动，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球能源价格就已剧烈波动，但乌克兰危机使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使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天然气价格涨幅超过了化肥，导致利润率负增长。换言之，化肥生产商必须应对化肥价格上涨幅度不及天然气上涨幅度的问题——这限制或迫使他们缩减化肥产量，结果是天然气价格导致尿素利润率负增长，即使是燃煤电厂也导致了同样结果。由于天然气价格高企，加之紧张的政局等原因，尿素、磷酸盐和钾等肥料价格上涨，对粮食生产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我要总结两点：首先我们去超市时可以发现，最近食品价格的下降并没有转化为更好的食品供应或更低的零售价格，当然这种转变将取决于几个因素，特别是该国的关税结构和非关税壁垒，加工和运输成本，物流和外汇汇率等。

　　第二个重点，高能源价格可能会对全球粮食生产系统产生持久影响，从而影响全球粮食价格。目前由于化肥价格高企和劳动力短缺等原因，世界许多地区的农民利润率下降，这不仅影响到粮食生产系统，也影响到粮食的生产力或单产。因此它可能会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除非立刻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我们最终不仅会面临现有的粮食可及性危机，还会面临粮食供应危机。

　　谢谢。

　　何秀荣：感谢阿拉奇拉奇(Aratchilage)先生。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评论了，直接请第二位。第二位发言嘉宾：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朱晶教授。朱晶教授曾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在是南京农业大学国际食品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办、农业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朱晶教授长期致力于农业经济管理、农产品贸易、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际SCI、SSCI期刊、国内经济学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有请朱晶教授。

　　朱晶：谢谢何教授，今天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关于农产品贸易，关于农业补贴的一些问题。

　　我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命题作文，但是这个也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也是我们团队正在对此进行一些深入探讨的一些研究，下面我就向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我们这个报告是分四个方面，第一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一下为何每个国家或者说大多数的国家都会提供数量不菲的农业补贴。之后我们从WTO农业补贴的规制以及各成员国的支持容量上进行一些探讨，以及现在关于WTO农业补贴上不同的集团有不同的改革主张而进行一些解决的分析，最后我们提出在WTO农业补贴改革方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包括在后期需要强调。

　　首先我们从经济层面来看补贴本身，从现实中的数据告诉我们，农业补贴从WTO的数据我们可以看不仅覆盖面极宽，超过6成的国家，向WTO有通报的国家中都向国内提供农业补贴，而且农业补贴数额也是巨大的，这就让我们思考这样做有没有根据，有没有道理。

　　如果我们从经典的农业经济理论上来看，包括对各国实践和政策的观察实际上是有据可依，主要在三个方面是学理上的依据。

　　第一个是商品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现象。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补贴实际上是一种政策的干预，干预相对于市场的自由运作来说它是要解决市场失灵，垄断、外部性是最典型的市场失灵的表现，所以如果出现了垄断，出现了市场失灵，出现了外部性，这种干预就是有道理的，而且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农业生产无论是从投入产出具有的一种垄断性质，还是从要素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要素不具有和其他生产行业相比的流动性，相比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再包括农业生产本身它对环境，包括现在讲粮食安全对于整个社会的外部性，它都使得这种干预有了理论上的一些支撑。

　　第二个方面就是价格的不稳定，这个在前面我们几位专家都提到了价格的不稳定，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都是有这样极端的现象。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几次全球农业价格的大幅度的波动，都使得各国从农业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农民收入这几个角度都大量会提供补贴，这种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和其他的产业相比更甚，就在于农产品的需求相对来说弹性比较低，但是它的供应，特别是由于气候变化、病虫害破坏等等这些可以说自然人力不可为的因素，从市场很难直接调节的(因素)，而且它有一个周期，这些使得这种价格的不稳定性更加成为对农业提供补贴的一个重要的学理上的依据。

　　第三个方面毫无疑问，和其他产业保护一样，那就是幼稚产业论，要对农业进行保护，多个国家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它是一个弱势产品。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思路之下进行的保护，无论是农业产业还是其他产业都会面临着比较高的成本，或者说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虽然提供农业补贴有它一定的依据，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毫无疑问它确实是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从生产方面来看，比如说欧盟，欧盟在2000年前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提供了大量的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就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剩，也加大了财政的压力，这边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财政支出的规模，包括它的占比一些数据，能看出来共同农业政策本身它的支出量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对财政的影响，当然也导致粮食过剩的影响，所以其实它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我们更关心的是贸易，补贴对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据AJAE权威文章显示，它在分析美国的补贴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有什么样的作用，当然它是对农民、对出口有正面、有益的作用，它进行了一个测算，我们相信它的测算也是很严谨的。它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补贴支付如果降低1%，将会使出口降低0.4%，所以根据作者的测算，25%左右的补贴会转化为出口补贴。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些农产品上的支付是提高1%，对出口的促进是0.4%，我们可以看到补贴对于出口而言它会有刺激的作用。

　　现在我们回到WTO，从WTO的宗旨来说，它的目标是要减少各国贸易之间的扭曲，能够实现更公平的、更自由的，也是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世界贸易治理的环境。由于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在治理的时候运用的是“分箱”而治，就是根据不同的扭曲程度然后来制定不同的标准，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WTO对于目前存在的这些补贴它并没有说一蹴而就，进行的是管理和治理，总的目标是要减少扭曲，这是它的目标。

　　在手段和途径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专家，包括研究者都非常熟悉，就把农业补贴的“分箱”分为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绿箱、发展箱、蓝箱和黄箱，扭曲作用相对来说被认为最小的绿箱没有太多的约束，几乎没有约束，但是对于发展箱，当然只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用，还有蓝箱也没有太多约束，但是对于黄箱是有上限的约束，在这边我想格外指出是关于黄箱上限的约束，从规定上来说现行的综合支持总量是不能超过一个最种约束的支持总量，是有一个这样的约束。但是又有一个规定，在计算现行综合支持总量的时候，如果说这些产品的支持没有超过一个微量允许的幅度就不予以计算，超过的部分才把它加起来进行计算，然后看是否超过约束总量，所以是这样一个制度，而这个微量允许，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各自的比例10%、5%、8.5%，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对于中国这样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是只有微量允许，也就是我们的上限就是这个微量允许的8.5%或者10%，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在微量允许超出以后你还有一个在最终综合支持量向下的一部分更多的余地;第二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关于特定农产品和非特定农产品的支持，对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微量允许而言是分为特定和非特定而言，而最终支持总量那一部分超过微量允许的部分是并不区分特定非特定，也就是你可以把它都用到非特定上，这个部分比较技术，但是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后面会提到。

　　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实中的实践来看，在WTO规则下分箱而治的实践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我们可以看到绿箱增长非常快，对贸易的扭曲程度是比较低的，而黄箱的增长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但是关于黄箱的支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今后的改革我们继续怎么往前推进，确实是有着不一样的诉求和看法，也包括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群体，他们之间的考虑也是不完全一致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不公平的点，刚才我们说到的最终约束总量它们是有大于0的数量的，也就是它们还在最小允许之外，它仍然有一块空间，接近80%的发达成员都有这一块额外空间，而大概只有15%的发展中成员才有这样的额外空间，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箱体设置在计算结构方面的这种不平衡或者说一种不公平，发展中国家对此是有异议的。

　　而从发达国家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来说也觉得从它的角度是大量诉求一方，那就是虽然发展中国家只有微量允许，但是由于它是和农产品的产值是挂钩，所以随着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产值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黄箱支持空间也是允许扩大，所以可以看到，比如中国、印度、包括土耳其黄箱支持空间的增长率会比较快，而美国就认为它的黄箱支持空间的涨幅就没有那么高。

　　这是从数据上来看到，如果说我们按照黄箱的支持来计算的话，确实会让原来的支持总量靠前的，比如说欧盟、美国在后期随着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值的占比和投入的补贴额度的空间越来越大，就会使得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会成为从数字上来看好像黄箱的箱体会变大。

　　基于此，在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WTO的改革，特别是关于AOA农业协议改革里面，不同的集团就提出不同的提案，这里我们列出一些一下，但是这些提案在黄箱规则上的分歧是巨大的，这个我们不做更多的阐述。

　　我们想说一下在去年MC12，就是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农业特会的主席就将各成员国的提案进行整理，然后把三个提案放在桌上，特别是关于凯恩斯集团的主张，当然发展中国家成员也有主张，还有美日欧代表也会有他们的主张。凯恩斯集团的主张后来就作为主要的主席整理MC12拿出来的，供大家讨论的一个内容，它总体的意思是将当前全球农业贸易和国内支持总额限制，并且减少一半。MC12并没有达成具体的成果，一直到今年6月份一直是分歧巨大，这个是大致的一个情况。

　　其实从这个提案上来说，它强调的是一种无差别的总量削减，把任何一个箱子都在数量上进行一些削减，包括微量允许也是要做同样的削减。所以这样一个强调无差别总量的削减对于大量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包括中国而言，包括我们自己的考虑而言我们相信站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的两个问题：

　　一是扭曲程度的差异，一是资源禀赋的差异。因为按照WTO的宗旨来说，是希望减少扭曲程度，那么从扭曲程度上来看，我们说从左到右的扭曲程度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结构，越往右扭曲程度是越大的一个结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其实在黄箱里的扭曲程度也不是所有黄箱里的所有措施都是一样，因为分为特定产品和非特定产品，特定产品的扭曲程度实际上是因为更具有针对性可以在某一特定产品中集中使用，它是要大于非特定产品的。

　　所以这在一点上我们又回到刚才的话，发达国家在最终约束支持总量这一块额外理念都可以完全把它做成特定产品的支持，它是有这样一种技术上的完全可行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你即使是拥有同样数量上所谓的黄箱，但是可能由于一种是可以在特定产品上使用，它扭曲的强度就要远远大于哪怕是更大的，从数量上来看的支持量，但是它只能分散，因为它非特定，它必须分散到不同的产品之上，它的压强，扭曲的强度是会更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比较形象来做说明的话此黄非彼黄，颜色的深浅是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你扭曲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扭曲的强度不一样，那么削减时候的力度也应该不一样。

　　扭曲的强度不一样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是把额外这一部分用到了FBTAMS上，比如说2005年，美国玉米特定产品补贴就占玉米产值的20%，这是远高于发展中国家10%的上限的，如果按照前面测算，它对玉米价格的影响是多少?我们也看出来，其实也就加大了世界市场上其他各国必须要动员国内支持补贴这样一种水平。再看看其他的产品，特定产品里面超过5%的，美国的、欧盟的、加拿大的，我们可以梳理出来超过5%，大量都是超过5%，在欧盟加拿大其他这些国家。

　　如果说我们从理论上来看，如果说对FBTAMS没有加以限制，如果说把总额这一块的总量全部使用到一种或者几种产品上，理论上能达到产值多少的支持量呢?我们也有专家已经进行了测算，是这样一个水平，达到大几百，接近上千的水平，这是远超于无论是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5%、10%，也包括中国的8.5%，所以它的扭曲程度可以达到非常大，就是它的扭曲强度非常大。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就是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商业型农业、生计型农业就会使得实际上即使有同样的补贴，它造成的对于世界市场贸易的扭曲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也从经典文献中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巴西粮种典型类型、大型农场和小型农场，都接受补贴的话会发现最后补贴造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大型农场由于生产的农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所以补贴是促进了出口，而小型农场主要是用于自己规避风险和保证就业，所以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不同规模的农场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简单做对比，比如说美国的农场类型及其占产值的比重和中国家庭农场规模大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资源禀赋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可以去想象它对于出口如果有补贴的话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简单来看我们在样本里面可以收集到的数量，看到的人均资源和出口之间呈现的相关关系，更让我们有理由去对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所以补贴造成的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我们持有更多的一种考虑。

　　所以说从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上来说，应该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降低扭曲的目标，而不是泛泛的减总量本身的话，那么要考虑到不同的资源禀赋，要考虑到不同不仅在箱体，而且是箱体内部的补贴类型可以造成的扭曲程度，所以优先逐步取消FBTAMS，因为它可以很集中的加大某一些特定产品的强度，对世界市场的扭曲程度是极为剧烈的，所以首先这么做了以后你先将所有成员拉至同一起跑线，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之后再进行逐步的削减。另外就是不同成员国禀赋的差异应该予以考虑，而且要有重点考虑，特别是对于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的重要。

　　所以WTO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多边体制下覆盖成员广泛的一个改革，应该是要具有更多的包容性、更多的开放性和非歧视性，农业协议的成果来之不易，所以应该要积极维护多边的体制，同时也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我就跟大家汇报这些，谢谢!

　　何秀荣：谢谢朱教授。

　　第三位发言嘉宾：中国农业大学韩一军教授。韩一军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数字农产品流通(供应链与物流)创新分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市场贸易创新团队领军教授。韩一军教授长期从事农业市场(品牌)、贸易、投资、产业、冷链物流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次参与WTO新一轮农业谈判与G20农业部长谈判。有请韩一军教授。

　　韩一军：谢谢韩老师，也谢谢我的老东家贸促中心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刚才一直在认真的学习，给我这次派的活是讲农业品牌如何引领乡村振兴。

　　这几年花了一点时间关于品牌上，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

　　首先一个判断还是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品牌竞争的这么一个时代，这里面包括一个国家，包括一个经济体、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城市，包括一个个人，我们所熟悉的贝克汉姆、姚明，实际上都是按照一个品牌的方式在经营，当然我们的农业也开始进入了品牌竞争的时代。

　　我们看看二十大报告，3万多字里面二十大的精神对农业品牌建设有一些什么新的要求?

　　首先我觉得我们首要任务就是高质量发展，里面特别强调要质量强国、农业强国，我想这些对我们接下来中国特色农业品牌建设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因为质量是品牌的一个前提，我们农业强国里面实际上品牌的作用应该是很大的。

　　在后面的相关部分方面同样有新的一些相关要求，比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我们认为文化是我们农业品牌的灵魂，特别是中华文明绵延了五六千年，我们主要是农耕文明，怎么样把我们这些丰富的农耕文化、农耕文明体现在农业品牌里面可能是中国的农业品牌将来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样是二十大在其中的一部分要增进人民的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我们以前都说除了满足消费者的数量需求，更多质量，实际上品牌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方面我觉得作用巨大，这本身也是农业品牌建设的一个最终目的。同样二十大有一个章节今年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发达国家，包括我们过去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品牌的应有之意，我想这是从二十大的精神里面四个方面对我们农业品牌建设提出了更多、更高的一些要求。

　　第二部分看什么呢?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是之首，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五个总要求之首，产业振兴又是乡村五大振兴的根基，更需要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变革太多了，各种技术变革，包括我们的消费变革，还有各个国家，刚才朱老师也讲了实际上还有政策变革，这些都为我们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动力，包括一些发展的空间。

　　这里就是我给大家列的可能对我们乡村振兴影响比较大的几大变革，比如说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纵深发展，实际上对我们的农业，在过去可能是对我们产前和产后的农产品链上，接下来的发展可能更重要了，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所以它对我们乡村产业的发展影响也是方方面面。

　　第二个是交通技术变革，农产品各位都知道一个特征是体积大、价值低，所以对交通技术变革依赖非常大，在现在庞大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70%—80%都是通过海运完成的，现在我们海铁联运、中欧班列，包括高铁更大范围的普及实际上都在影响着我们一些农业贸易，包括后面的产业布局的影响。

　　以转基因为主的生物技术变革，促使我们人类从过去的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基于石油农业，因为农业机械化要烧油，化肥农业要烧油，实用农业正在向生物农业转变，我们转基因农产品对全球的覆盖占的比例达到了14%左右，而且还在增长。

　　还有材料技术，我们也听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直接把二氧化碳变成蛋白，变为淀粉这些技术。

　　还有涉农的政策，这些就不多说了。

　　正因为这些技术的变革下，我们农业的产业很明显在向乡村产业转变，这里面也有需求的拉动，我们解决了吃饱，也解决了吃好，过去几年更加注重营养健康，健康中国战略实际上我们也提出几年了，所以越来越重要。很显然，农业从提供物质消费这么一个功能，同时也赋予它精神消费的一个功能，所以农业有多功能性，有农业的生产早期的功能正在向乡村人文景观等等，还有文化遗产的传承等等功能延伸。

　　在三年前国务院办公厅特意发了一个文，告诉我们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的农业产业正在向乡村产业转变，特别是现代种养业现在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需要看到把乡村特色产业放在突出的第二位。我们现在几百万个自然村，里面有丰富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特色的手工艺，它们的挖掘空间非常大。同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加工和流通空间也是巨大的，有关专家测算，我们到2035年之前我们加工业起码增长80%到翻一倍，我们的流通也有巨大发展空间。

　　疫情之前，中国的乡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实际上产值已经达到1.8万亿，大家一听基本上就知道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这几年有影响，但是相信接下来它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还要看到现在我们的生产方式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农村的劳动力，特别是精壮劳动力越来越少，所以各种类型的社会化服务发展越来越快，农村的新型生活服务业我觉得接下来发展也会比较快。

　　我们已经处于数字时代，所以我们的数字农业、数字乡村构成了乡村信息产业，我觉得空间非常巨大，同时也在推进前面这些产业不断进步。所以给我们一个感觉，乡村要振兴，实际上乡村的产业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清晰，内容越来越丰富。

　　第三部分我在想，在目前乡村产业如此快速变化背景下，我们的农业品牌也在发生快速变化，在“十三五”我们农业品牌应该是一个高速发展阶段，我们提出的口号叫品牌强农，但是正因为上面讲的覆盖了方方面面，我们有农业产业向乡村产业快速的扩大，我越来越感受到品牌引领的作用越来越大，后面我们会看到它涉及的不是简单的商品和服务，而是各种商品和服务后面涉及的各种组织、人才、主体，包括政府监管等等。同样，我们认为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农业品牌的建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十三五”我们农业品牌的高速发展是一个速度，我们农业品牌自身在“十四五”和未来几年也需要进入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简单说说品牌到底是啥，品牌本来是来自于古老的农牧业，主要是牧民为了区别牛羊打个烙印，不能忘了这个初心，也是现代品牌概念的基本来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内的品牌建设很多地方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最终想干啥，他连品牌的区别，这么一个标志最基础的意义都忘了，起了一些特别花里胡哨的名字，内容也不知道是什么产品，什么服务。

　　品牌的大面积使用是到了16世纪一些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包括一些手工艺品，所以都会用一个醒目的标志、一个商标做区别。现在意义的品牌在农业和食品的运用，比如说欧洲的葡萄酒比较早，普通农产品的运用是1893年美国的阶段，就是美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期阶段。

　　有人问，中国的农耕文明那么长，我们的品牌难道发展很慢吗?其实不是，考古发现我们最早品牌雏形是宋代时期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它有产品的商标，也有文字的广告宣传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品牌的一些运用实际上有上千年的历史，比西方要早大概500年。但是需要看到，品牌高度依赖这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一些工业的思维，还有其他一些标准化等等，在过去五百年主要是工业化、城镇化优先发展，所以它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然后在农牧业它的起源地相对缓慢，所以我经常说品牌发展于农牧业，但农牧业的运用却远远滞后于工业和服务业，但是很显然在过去的一百年这个问题已经有明显的变化了。品牌在国际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和食品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它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们真正的品牌发展就是在五年前国务院将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我们农业农村部也制定了品牌强农战略，可以看到在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农业品牌建设已初步形成，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政策体系也得到了完善，基础也在不断夯实，这是目前越来越好的发展格局。

　　品牌实际上是在扶贫的作用中意义很重要。我们大家搞经济学都有一个感觉，或者搞产业经济的，我前几年也深入贫困地区，我们会看到一个极其特殊丰富的资源，可能是它没有产业链，工业连是非常零散的，实际上品牌在里面伴随着电商扶贫，所以在品牌扶贫的一些效果也逐渐显现出来了。我们原来就想它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链才能谈品牌，某种程度上它在探索一种跨越式发展，但这不是普遍的，至少有这些苗头。在农业农村部调研中看到过去三年省级重点帮扶品牌有144个，带动了很多议价  ，带动了农户2500多万人次，重点帮扶的农业品牌每年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品牌帮扶的作用也很大。

　　这是我们在“三区三州”专门做的品牌的扶贫，特别是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的地方，2019年去了，2020年也去了一些，就发现那些县长、县委书记说我们在脱贫攻坚早期是解决了水电路气网，后来是看病盖房子，脱贫攻坚的最后两年大规模的投资农业的基础，包括产业的规模，他很担心它的营销问题，同时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对品牌这方面的需求非常旺盛。

　　同样我们从文献角度来看，农业品牌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里头公开发表的文章有1100多篇，每年在增长，而且速度还比较明显。这一块实际上就不能追求影响因子了，更多与品牌的建设、实战方面，所以核心的期刊相对数量比较少，里面的内容范围主要是区域供应品牌，企业品牌战略，包括数字化、标准化等等这些内容。

　　今年农业农村部也在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第一批50个，还有一些案例，包括有一些优秀的品牌，我们在不同的品类里面已经开始陆续的推出，这个里面要求更高了，不是一个通过营销解决品牌的。

　　最后想说的是品牌怎么助力，怎么引领这么庞大的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产业振兴?实际上我自己感觉，首先还是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品牌建设与发展之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现在我们看到欧美的品牌，人家第一车间都是大农场，一个农场主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我们现在有2亿多超小规模的农户，我们占了全球40%的小农。如果这些人不介入到我们农业品牌建设，仅仅是我们的政府或者一些企业说要打国际一流农业品牌，我觉得是没有根基的，也走不远，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农业品牌。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无论它的农业资源有多少，实际上在国际农业品牌方面都很强大，包括日本、韩国，我们随便都可以说出来它很多的品牌，包括新西兰等等，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一个总的思想。同样要对标前面越来越丰富的乡村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我们要丰富农业品牌的内涵，不仅要支持现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其实要从现在开始发很多力气关注农村服务品牌，到2035年还有13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其实按照别的国家经验借鉴或者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来看，服务这一块很显然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增长空间极其巨大，这是一个判断。

　　我们还要树立农业品牌是培育出来的理念，不是宣传出来的。我们过去几年调研发现很多地方就是用有限的资金、人力，基本上就是打广告，花几百万上千万，不管是传统电视台媒体还是新媒体上，他们认为品牌是这么出来的，我觉得这跟品牌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方方面面差距很大了。也感觉中国特色的农业品牌、我们的品牌理论、方法严重、人才培养跟不上品牌实际发展，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我们做的价值评估，西方更多是用企业财务数据来做一些，我们要生搬硬套可能会大错特错，包括我们的政策，现在我们国家级产业园，包括产业集群等等越来越多给钱的政策里面都要求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农业品牌自身还没有一个真正专项的政策，怎么做还正在探索中。

　　我要说的是农业品牌是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应该是作为各级政府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也是梳理了很多资料，包括调研，我个人认为政府在品牌建设中最主要的就是抓区域公用品牌，而且主要是县这一级的，我们不要随便弄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弄一个全省的，好像想一网打尽，自己还评估一下我这个品牌价值几千个亿，但是关键不知道它这个品牌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县这一级的公用品牌是重点，我觉得要七手共抓：第一是质量，质量是品牌建设的前提，但是质量怎么作为保障呢?我们原有的质量追溯系统可以解决吗?实际上不一定，实际上要是有一个标准来保证，但是我这儿说的标准不是一个环节的标准，比如品种的标准、栽培的标准，病虫害防治的标准，应该把这些对象都加起来，甚至有消费者不断提出的，这些年大数据发现实际上消费者他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标准业绩是一个品牌标准的角度。主体，刚才讲了，除了企业之外，家庭农场合作社一定要把我们两亿小农放在里面，让他们在参与产品和服务中有品牌意识，这个是太重要了事情，但是往往我们这方面做得比较忽视，我们就认为品牌就是企业的事儿，没有错，它是很重要，但是中国的产业化、产业组织如果农民不给你看，你这个品牌没有一个很好的根基。过去几百年来创新实际上是品牌演化一个最大的推动力，同样的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组织创新，我们这儿就不多说了。文化，前面也讲到了，怎么把我们的农耕和各个地方的文化糅进我们的品牌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然后是营销，是品牌建设的一个抓手。这两年在数字化的时代里面，数字营销很显然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所以营销不是在简单的做一些传统的广告或者说简单参加一些展会，现在的方式手段越来越多，怎么样统筹起来更好?相比其他的服务品牌，农业品牌最大的短板是很难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农业品牌现在面临的假冒伪劣基本上是拿着别人的箱子装东西，甚至自己的生产主体也在参与其中，所以监管实际上是农业品牌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前一段时间也参加了FAO和中国、OECD的一个会，就是中欧550个地标产品互认，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真正的监管，知识产权做得好的品牌产品它的溢价少则30%—50%，多则3倍到5倍，甚至5倍到8倍，所以这一块不做的话我们品牌建设难以维系。

　　时间不多了，简单说说我们这个中心，我们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要是粮食安全和重大政策，大概做四块内容：第一还是粮食安全，还有一些重大政策，现在几十个人在做这个事儿，主要是利用农大的老师，还有博士生，还有招聘的一些人。再一个是品牌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多，现在给我的一些任务也越来越大。还有刚才说的社会化服务，这几年我们花的时间、精力相对比较多，我们认为这一块是很有意义的。还有一个是国家数字农产品流通创新分中心，去年部里给了我们2400万，主要是买仪器设备这一块的，最密切参与了过去几年货物供应链的产地仓储保鲜项目，国家三年连续投入了180亿，这个信息平台也是放在我们这个中心，这是我们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品牌做的一些事情，有品牌的传播、有大会，有报道，也为北大荒做了一些品牌优化。

　　谢谢!

　　何秀荣：感谢韩一军教授。

　　下面有请第四位发言嘉宾：河北农业大学宗义湘教授。宗义湘教授是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曾赴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她长期从事国际农业政策、农村产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担任农业农村部国际农业支持政策研究平台专家、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蔬菜产业经济岗位专家、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理事等多项职务。有请宗义湘教授。

　　宗义湘：感谢何老师。

　　大家好，非常高兴和荣幸与大家交流，希望通过今天的汇报让大家对欧盟乡村发展支持政策有一个概览的作用，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汇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欧盟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重要指标，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农业政策改革背景或者效果。从农村区域面积上来看，欧盟农村区域面积占总面积的79.2%，农村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占总人口的26%，人口老龄化较为研究，65岁以上农场劳动力占到33%。欧盟重视农民在农业价值链中的作用，农民收入水平在2021年达到1.55万欧元，农村生态环境也是逐渐优化，从1990—2019年，欧盟农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下降了33.7%，化肥使用量每公顷157千克，我们国家是欧盟的2.4倍，有机农业的种植面积正在增长中，2020年占到欧盟总面积的9.08%。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欧盟乡村发展支持政策的演变及实践。

　　按照CAP共同政策演变进程，我们可以把欧盟乡村发展政策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从最初第一个阶段它的目标是实农业现代化，保障农民收入为主，逐渐演化为提高农村地区竞争力，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特别是2023—2027年新CAP的政策目标进一步耦合了《欧洲绿色协议》。

　　从政策工具上来看，2000年以来如果从CAP的发展阶段上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轮次阶段，第一个阶段里面它使用的是清单制，一共三组22条措施，2017—2023年对农村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主题轴，颁布了44项措施，2014—2020年把它聚焦为六大农村优先事项，18个焦点领域，新改革的CAP把它聚焦为8个方面。从这个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到，欧盟乡村发展的支持政策工具可以说从细化、精准化、到新阶段改革的精简化和灵活化，并且我们会发现在几个阶段的改革中政策始终关注对于青年农民的培育，支持生产者组织、知识产转化与信息交流，农业环境气候以及劣势地区的支付，而且特别更加重视有机农业的发展以及风险管理、动物福利和智慧乡村。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青年农民支持政策。

　　欧盟也面临青年农民少这样一个问题，青年农民要进入农业领域他面临着土地供给不足，农地资金不断上涨以及原始资金少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从欧盟对青年农民的支持上来看，目前已经把它融入到CAP两个支柱之中，主要的政策工具有让老农提前退休，青年农民就业支持，帮助青年创业者进入农场，投资的支持，还有支持女性青年农民进入到农业。另外对青年农民给予了非常多的职业培训、咨询服务，另外还实施了额外的收入计划。

　　比如说在欧盟层面制定了青年农民计划，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目标是通过跨国跨区域的青年农民培训交流来拓展青年农民的农业实践知识和青年农民的视野，培育职业农民。特别是2014年欧盟与经合组织制定了7类185项青年农民交换计划，交换计划的类型根据它的交换目的不一样，确定的参加人数以及具体方案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有机农业的交换上来看每年平均参与人数大概是1000人，制定了29项具体的方案，而对于青年领袖的培养每年是10人，制定了23个详细方案。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与欧盟谈成了中欧关于青年农民使用人才双向联合培养的声明，2017年11月份首批10名欧盟青年职业农民来到我们国家学校交流，2018年4月份我们国家也派12名青年到欧洲进行学习交流。

　　在法国制定了较为详尽的职业农民培训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经过7次立法形式，制定了关于农民培训的法律法规。目前在法国已经形成了形式灵活多样、培训方式各具特色的培训项目，而且在培训效果上来看是以颁布农业资格证书来考察的，在资格证的领取过程中条件制定是非常严格的。

　　第二个政策关注的领域我们来谈一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持政策。

　　现行的也就是CAP到2000年的阶段上来看，欧盟建立覆盖了第一和第二两大支柱，强调了自愿与强制结合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在第一支柱中制定了绿色直接支付，这个绿色直接支付它是强制成员国必须要执行的，而且还制定了一个交叉遵守的制。交叉遵守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直接支付的政策，并且还涵盖了大部分农村发展政策。在第二支柱农村发展政策里面，通过实现环保的目标和应对气候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工具上来看，欧盟现行的政策里面主要有绿色直接支付、轮作休耕、环境友好型生产以及防护带、梯田、景观建设等等方面，特别是对有机农业进行了重点关注。

　　2023—2027年新CAP改革过程中强调了要把第一支柱里面的绿色直接支付取消，因为在过去的执行过程中发现农民要获得绿色直接支付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也使政府监督成本大幅提高，农民也难以适应，这项政策使用效果还是比较差的。新CAP改革过程中欧盟对绿色的发展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如何提高政策的绩效和使用效果，提高政策的协同性也就成为新阶段里面农业绿色发展改革这样一个动因。

　　从政策体系调整上来看，取消了绿色直接支付，以新的条件代替了交叉遵守机制，并且把部分绿色直接支付的内容也纳入到强制性条件里面，但是总体的框架仍然涵盖了法定管理要求和良好农业环境标准。在第一支柱里面还设立了生态计划，此外打通一二两个支柱的资金通道，提高了两个政策的协调性。

　　在欧盟制定有机农业政策方面一共出台了三个年度的有机农业的生产行动计划，2024年有机农业生产行动计划里面，它的目标就是要生产对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农产品。随着有机市场的扩大，海外消费者对于欧盟有机农产品的认可度还不是很高，在2014—2020年有机农业生产行动计划里面，它的政策目标就改变到要提高欧盟有机生产的竞争力以及海外消费者对欧盟有机产品的认可度。在新的有机农业生产行动计划里面，欧盟非常明确提出来一个战略发展目标，就是要把它的有机农业用地提升到占比25%，并且围绕促进消费、促进生产和促进可持续三个方面为轴心提出了具体的23项行动。比如说在促进消费方面，提出要广泛地推广欧盟有机农业标志的产品，而且要求公共食堂采购有机蔬菜、有机食品，并且增加有机农产品的配额等等。在促进生产者生产有机作物的时候，从政策激励上来看，激励农民转向有机耕作，并且在农业产业链的建设上更加优化。在对促进可持续环境方面的影响上来看，欧盟通过制定有机农业的政策，一定要要求生产者来降低它的生产过程对于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以及有机产品的产出等等。

　　从欧盟农村发展支持政策的资金上来看，在2007年开始欧盟成果国就把它的政策发展资金进行了简化，制订是的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EAFRD，除此之外各成员国还有针对农村发展的配套资金以及撬动的私人资金。2000年以来这几个阶段的CAP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的时候第二支柱农村发展的资金只有40亿欧元，现在来看增至每年大概130—150亿欧元，而且每个轮次的第二支柱的比例都在上升，从2000年轮次的16.3%上升至2007、2013年轮次的24%，然后至现行的25.8%，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欧盟在它的农业农村发展支持里面箱体的转绿特征是非常鲜明的。

　　从它预算资金重点支持领域上来看主要包含的是农村生态环境的修复、改善和保护以及农业农村生产的竞争力。我们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可以看到，2000—2006年它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修复改善的资金就达到了农村发展资金的的52%;第二个阶段2007—2013年，这个比重是45%。因此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这样一个资金是重中之重。

　　从各成员国之间欧盟法国、丹麦、德国、意大利、荷兰是农业发展强大的国家，从它对农业发展资金上来看每一轮次都在上涨，特别是新一轮轮次改革里面法国和丹麦对于农村发展的支持政策已经是2000—2006年轮次的翻倍了。

　　下面来看一看欧盟农村发展支持政策演变的特点。

　　第一个总体来看我们会发现欧盟的农村发展支持政策更加的具有灵活性、互补性、策略性，增强了CAP两个支柱之间的关系。这个显示了现行2014—2020年以及2013—2017年两个支柱的调整，我们会发现在两个支柱里面都设立了对青年农民的支持，都设立了关于生态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第二个特征是非常重视地方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而且也更加重视政策的绩效管理，在新CAP改革阶段欧盟委员会要求各成员国要求各成员国按照自己列出的政策清单制定详细的CAP战略发展规划，并且提交欧委会进行审理，审理通过之后要经过实施阶段，并且欧委会非常强调各个成员国要加强绩效管理，自2024年开始欧委会要求成员国必须每年要递交绩效报告，还要递交中期评估报告和二次绩效评估报告。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制定了10个发展目标以及具体28项考核指标，所以鲜明体现了在它的农村发展过程中它的绩效管理以及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这样一个目标。

　　从新CAP的战略发展方向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欧盟的CAP更加强调了公平，从政策的复合性来看强化了补贴青年农民、改善性别平衡等等，而且体现了更加环保的战略趋势，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生态要求，要获得CAP里面的支付，每一位受益逗人要遵循强制性的规则，包括法定管理要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此外，通过生态计划以及第二支柱里面35%的资金用于农业生态管理，此外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更高的绿色发展目标上来看都提出了具体的环保的要求。新CAP里面还体现了欧盟要强化它的农业农村的竞争力，更加重视农民的地位，而且强化欧盟的农业食品部门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提出了开拓全球市场的战略方案，比如说对它的优势产业葡萄酒的支持上就制定了具体的营销方案以及具体的支持措施。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欧盟农村发展支持政策里面实践运行的实践，总体来看我们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把它概括为社区主导型的农村地区发展策略，1991年的时候欧共体引入了LEADER，LEADER的含义它的意思是农村地区发展行动的联合，它的目标是应对原来自上而下的政策，没有办法应对欧盟成员国越来越多，各种地方的复杂形势具体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运行，特别是在2014—2020年这个阶段里面对LEADER经验的研究和拓展，目前已经形成社区主导的地区发展方法CLLD，CLLD的适用范围也在原来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涉及到农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融资渠道在原来EAFRD的基础上也扩展到欧洲海洋和渔业基金、欧洲社会基金和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可以说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社区主导型农村发展过程中体现了7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自下而上、区域主导、建立伙伴关系、强化部门间合作，要建立地区、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资源网络，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讲究创新与合作。

　　社区主导型地区发展的实施过程中，主要的支持方面是农村环保能源的建设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功能的保障、交通便利性、促进多功能化的发展以及营造文化景观，保护历史遗迹等等。比如说德国，它就在这个阶段里面制定了详细的村庄更新计划，来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主要从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民就业、生态和环境改善、社会和文化里面作出了重要的工作。具体来看战略、伙伴、区域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

　　从运行效果上来看我们会发现激发了农村地区的参与热情，而且应对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加强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带动了投资和就业。比如说2007—2013年阶段LEADER基金是55亿欧元，占了6%，但是带动了30亿欧元国家公共投资，还撬动了私人投资，因此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给我们的经验，欧盟的农村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生态环保型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主要的经验有欧盟层面的指导性和成员国层面的灵活性相结合，政策自下而上，参与主体多样化，资金分配与绩效管理制度化、归法化、持续化，加强农民培养，促进人才代际更新，以生态环境为引擎，建立了严格的生态条件，并且注重政策之间的灵活性、互补性等等。

　　给我们的启示，要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构建出上下结合的运行机制，创新资源保护策略，引领乡村绿色发展，要激发年轻群体参与乡村振兴里面，而且要搞好乡村的发展规划，注重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应该要做到实施政策的绩效评估和考核，形成支持政策的闭环管理。

　　这就是以上我的交流，非常感谢，敬请批评执正。

　　何秀荣：感谢宗义湘教授。下面第五位发言嘉宾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周应恒教授。周应恒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目前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的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并入选多项高端人才工程。他长期从事于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特别是食物经济与管理等方面研究。有请周应恒教授。

　　周应恒：谢谢何教授，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

　　各位早上好，我的题目是日本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汇报，我就不念了，主要是它的阶段，还有日本具体的一些探索和做法，一些政策、法规，还有一个就是日本跟我们国家的小农体系发展最新的模式，它的机制是什么做一些回答，还有日本的经验做一些概括。

　　日本农业的基本特征应该说大家都比较了解，跟我们中国非常类似，稻作农业、人多地少，小农经济、丘陵山区占主要的国土面积，具体的数字我们也一带而过。

　　日本有37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现在减少到了1.24亿，不到1.25亿左右，1946年战后只有7000多万，国土80%是山地丘陵，66.4%是森林覆盖率，现在农地面积到2018年大概是450万公顷，如果按中国的模式来算是比较少的，大概只有中国一半，人均占有量不到中国一半。

　　它的小农格局，像日本高岗1914年定义了小农，并且当时认为当时日本的标准小农大概是户均面积是1.5公顷，但是当时户均不到1公顷的面积，战后通过农地改革，也是土改，1946年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9公顷，2020年是174万多的农户，这其中具有商业意义的农户只有102.8万户，占58.8%，它的户均规模是2.4公顷，另外有3万多个农业经营组织，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但日本的农村城镇化率大概是91%，人口只有1.24亿，这里面包含了在农村区域生活、在城里面生活的人。

　　日本的农业根据它的战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应该说大家公认在1970年就成为了世界经济的老二，基本上全面实现了现代化，包括它的农业。但是它的过程中间面临的农业农村问题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红字所标明的地方跟中国的情况是比较近似的，战后短时间出现了严重的粮荒，1954年恢复了战前经济水平，农业问题主要是民主化和反贫困，还有粮食增产，要解决饥饿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可以看成是经济起飞期1955—1984年，人口从战后7—8千万到1970年左右超过1个亿，社会概况我就不说了，主要讲讲农业与食物面临的问题，一个就是工农间收入差距在扩大，还有一个农业生产率不高，还有农业结构的调整面临着挑战，还有部分乡村实现了衰退的事情。第三个时期就是稳定发展时期，开始自由化，乌拉圭回合谈判确定了WTO组织，农业在开放，社会的概况我也不多说了，面临着我们大家都在面临的问题。农业与食物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高农业的保护，造成了农业竞争力下降，还有农业生产在萎缩，自给率在下降，丘陵山区农村出现了衰退的特征。第四个阶段就是停滞期，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它的主要问题农业与食物方面主要是多样化消费需求应对，还有应对国际化潮流，竞争力的下降怎么提升，还有农业产值、农业收入以及主要农产品自给率都在下降，还有日本农副产品的出口满足国外的需求，形成它自己独特的竞争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不同阶段的问题核心或者它的主要法规制度，最开始是粮食问题，这时候是通过土改，通过战前粮食管制法规制度的延续、还有农民的组织化、还有土地改良以及《农地法》确保土地改革的成果，来应对粮食的供应或者是保农村的稳定，是这样一种时期。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收入失衡的问题，在1961年就制订了《农业基本法》，追求农业的经营自立和收入均等，并且还有制定《乡村振兴法》，还有《农业振兴地域准备法》，当然这个法律后来也做了调整，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共通的问题，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农村衰退的问题。到1971年左右日本也在推进全面国土再造，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强调在农村地域以导入工业以及非农业产业促进农村就业，确保农村就业，甚至确保农村的活力，是这样一个情况，还制定了农业振兴法土地利用增进这方面的法规，这是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失衡调整的问题，这个时期出台了新的农业法，应该是战后出台的第二个农业法，这个农业法变成了食物、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不仅仅是农业粮食问题，而且把农业本身和农村问题进行对应，形成了新的目标，确保食物的安定供给，还有发挥农业农村的多功能，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四大目标，当然这个过程中间也有农民收入安定政策由价格支持转变为收入支持政策，还有乡村振兴这一块成了它非常具有特色的内容。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我觉得是竞争力再造的农业，它不是全面的提升，应该是通过差异化竞争，自己干自己所强的东西，它对丘陵山区的地域采取直接支付政策，区别于一般的农区，还有在农业农村部设立了乡村振兴局或者是农村振兴局，真正修改了粮食法规制度，变成了自主流通，市场流通在扩大。并且采取了《后继者安定法》，重点推进农村的产业发展，就是六次产业发展和“一村一品”运动，最近的调整一个是改革农协制度，第二个是通过农地中间管理制度来解决农地流转的问题，因为他们是私有制的国家，防止农地过高的流转，还有一个针对老龄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农民在退休过程中把农民私有的农地收集起来整理之后提供给农业组织或者大户经营，来扩大经营，最近采取了进攻性农业政策提升自己的农业竞争力，特别强调日本农业出口。

　　整个发展过程中间，一个可以看出来日本农村劳动力非常迅速实现了转移，在1950年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就业的45.4%，但是到2020年只剩下3.6%的水平，到2015年农业的老龄化非常严重，2015年频率年龄是64.4岁，还有农业的规模经营，除了北海道以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农牧业两个方面来看，如果不看北海道的话，农业的规模经营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增加非常慢，基本上增加了不到一倍，北海道倒是增加了7倍左右的水平，所以应该说北海道是日本农业的另类或者说特殊的地方，大概是一个情况，北海道大概有8万平方公里的区，因为它在最北面，它的规模经营实现比较好。

　　还有一个特点在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因为他们把农村工业和其他的非农业引入农村，实现农民在农村区域能够实现就业，所以他们的农业是高度兼业化的，而且这种兼业化某种意义上也约束了日本农业的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也延缓了农村人口急剧减少或者是农村的衰退，是这样一种原因。当然这种兼业化也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更迅速向农业外转移，当然也促进了农民的增收，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从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条件就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说在日本发展的过程中间，农村的基础设施从1949年就颁布了《农村土地改良法》，从1963年开始制度性推动全国基本农田的改造事业，可以说通过60年的发展日本上基本上把能够改造的农田基本上实现了高标准的面积，到了199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的出头，他们大部分的农田都实现了规模利用，大于0.3公顷的地已经达到了151万公顷，占了绝大多数，这一块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农田改造坚持几十年实现了高水平的建设，这样确保了基本农田的保护，当然更重要的是为农业机械化，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基础，农业化率在日本1980年就全面实现了机械化。以水稻表述，到1997年基本上全程实现了机械化，即使在非常零碎的区域里面也实现了这种过程，农作业过程中人工费用的占比已经非常低了，更中了是从大趋势看劳动力迅速实现了转移，农业总产值指数几十年来尽管后面有所下降，但是也有上升和下降的趋势。

　　概括性来讲，日本乡村振兴四个阶段探索性实践可以由这几个方面来概括，它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通过农协实现了农民组织化与民主化，能够有效实现了效率的提升，还有实现了额外的就业，还有长期推进农田基本改造或者农田改善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也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当然同时均等化农村公共服务、农业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应该说这个目标实现得非常好，到1970年代实现的城乡收入均衡，到1985年农业自由化之前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的15%，2013年日本农民平均收入年均占40%，农外收入32%，农村相关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仅占27.9%，当然还有一个农业兼业化和农业保护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区分不同类型实现了农业全方位的振兴。

　　具体的振兴措施，我觉得丘陵山区的保护要重点实施，因为它占了日本整个耕地面积43.6%，农户人口41%的水平，所以对农户，特别是小农户高度保护。对于丘陵山区振兴计划，有一部分要淘汰的村庄或者在淘汰过程中间用极限村落、危机村落为标准，社区里面55岁以上的就是准极限村落，大约超过50%，65岁以上超过50%就是极限村落，危机村落就是65岁以上超过70%的村落，当然他们的自治体进行了三次大合并，战后有两次，就是1953年到1961年，还有1999年到2000年，大大减少了农村的管理机构和治理的效率。

　　乡村振兴模式我觉得日本发挥了农业多功能，挖掘农村多元价值，走差异化竞争的路径，实现了产业发展，促进了乡村的振兴，它的差异化战略里面最重要的是“一村一品”和六次产业化的发展，能够充分挖掘农业多功能，靠他们在这些方面已经提前实现了资源出口，并且希望在2030年实现10万亿日元的出口目标，土地规模经营也是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老龄农民的退出，目标实现5万，经营农地能达到80%这样一种水平。“一村一品”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就不介绍。

　　六次产业运动就是和我们三产融合的效果是一样的，主要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内部化，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当然农村的六次产业一定要包含农业农民在里面，所以是一个相同的效果，它的机制就是通过产业融合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竞争力的提升。实现竞争力提升主要就是因为这样多功能的农业发展能够降低跨境的可贸易性，主要靠文化、地域和民族特色来强化产品质量，使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提升竞争力，这也是他们的经验。

　　最后总结，政府引导、乡村自治，激发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分类施策，对不同类型的农村采取差异化支持政策，通过立法明确各项支持措施;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注重乡村产业均衡发展，振兴农村经济。紧扣地方特色，发挥农业农村多种功能，推动六次产业发展，打造特色品牌，农村发展不同阶段，政策目标与工具也不同，实现了协调和衔接。

　　我要汇报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何秀荣：感谢周应恒教授，信息量很大。

　　今天上午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谭砚文。谭砚文教授是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评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南粤优秀教师”等一大串头衔，发表了很多论文，下面有请谭教授。

　　谭砚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尊敬的主持人，大家好!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参加此次由贸促中心组织的国际农业政策会议，后疫情时代的粮食安全与全球全球农业政策研讨会。

　　我向各位领导专家和朋友们汇报的题目是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东盟农业贸易现状与趋势，这个题目跟贸促中心给我的题目有所区别，我想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东盟农业贸易可能是朋友们更感兴趣的热点话题，所以我向各位领导专家分享一下连续几年来对中国—东盟农业贸易发展的情况，一个跟踪研究的情况。

　　报告分四个方面，首先是简要回顾一下中国与东盟整个经济发展情况;接下来主要介绍一下为了应对疫情，中国和东盟展开地有效的合作;第三部分是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受到一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政策形势，东盟各个国家所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第四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首先向各位专家和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国和东盟整体的经济发展的情况。

　　我们知道中国与东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人口众多，而且经济总量也处于世界经济的前位。2021年我们看到中国GDP已经达到了17.3万亿，占整个世界GDP的比重达到了18%。东盟2021年GDP总量也达到了3.23万亿，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3.4%，中国与东盟整个的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达到20.53万亿，占世界GDP的比重超过20%，达到了21.36%，当然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GDP的总量还赶不上美国，美国在2021年是23.1万亿，占整个世界GDP的比重是24%。

　　尽管中国与东盟的GDP总量不如美国，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了13.54%，东盟年均GDP的增速也达到8.1%，这个数额远远超过了美国年均GDP增速3.9%的数据。除了在1997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东盟的经济增长速度略低于美国和欧盟之外，在其余的年份东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美国、日本、欧盟等经济发达体，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和东盟十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GDP最大的经济体。

　　从货物贸易来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聚集区，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从4742.3亿美金增长到将近6.1万亿美金的样子，增长了12倍，东盟货物贸易额也从8108.4亿美金增长到了3.34万亿，增长了3.12倍，整个中国加上东盟的货物贸易所占世界整个货物贸易额的比重已经高达了42%，也就是全球超过2/5的货物贸易集中在了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也显示出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个的货物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当中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

　　从货物出口情况来看，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由3.86%增长到15.07%，增长到11.2个百分点，东盟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也增长了1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和日本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如说美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就下降了4.26个百分点，日本也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从进口来看，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货物进口额占世界的比重由3.38%提高到了11.9%，提高了8.5个百分，东盟则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和日本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则由18.92%下降到13%，下降了6个百分点，日本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中国和东盟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不仅如此，中国和欧盟还是世界上主要的FDI的流入地区。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FDI流入量从407亿美元增长到了1810亿美元，增长了3.4倍。东盟FDI流入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6%上升到11.07%，它是从217.5亿美金增长到了1752.3亿美金，增长了7倍，特别是2021年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中国和东盟成为全球吸引FDI第二和第三大流入的经济体，中国加上东盟吸引全球的FDI所占的全球的比重已经高达了22.51%，也就是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有1/5以上投入到了中国和东盟地区。当然中国和东盟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对外投资经济体，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9.2亿美金增长到了1452亿美金，增长了15倍的样子，东盟则从90亿美金增长到了758亿美金，增长了7倍多的样子，中国加上东盟，FDI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东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国与东盟表现出了强劲的经济韧性和迅速的恢复能力，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农业生产和贸易来看，中国和东盟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食物及天然橡胶等农产品的生产地区。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农业GDP占世界的比重由16.29%提高了31.8%，提高了15.5个百分点，东盟农业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6.34%提高到了8.64%，提高了2.3个百分点，中国加上东盟农业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近40%，可见当之无愧成为了全球农业生产最大的地区。

　　从农产品贸易情况来看，自2017年始东盟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地区，2020年东盟农产品出口额达到了1751.6亿美金，占全球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接近10%左右，而自2017年始中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额，2020年进口了2158.4亿美金，占世界农产品进口额10.49%，再加上东盟的农产品进口额，中国加上东盟的农产品进口额，占世界农产品进口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7.12%。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东盟既是全球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地区，也是全球农产品贸易主要的供给者和消费方，是全球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者。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双边农产品贸易来看，自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订早期收获计划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就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2004—2021年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额从21.18亿美金增长到了215.5亿美金，增长了9.2倍，进口额从37.15亿美金增长到了314.76亿美金，增长了7.5倍，尤其是2021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不但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反而表现出了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2021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进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了35.86%和8.37%，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东盟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额达到459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东盟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农产品贸易的额度，特别是2021年东盟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已经占到了东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接近20%，19.7%的样子，也就是说在东盟农产品出口额有1/5是出口到了中国，东盟从中国的进口也占到了东盟整个农产品进口总额的9.56%。

　　当然，中国也是东盟最重要的的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农产品重要的贸易伙伴，从2013年开始东盟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去向地，而且出口规模呈现出增长的势头。2021年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农产品规模已经超过了排名第二日本的一倍以上，达到了2155亿美金，同时东盟也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地，2021年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达到314.76亿美金，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之间农产品贸易关系非常紧密，而且经受住了历次国际重大事件的冲击，无论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还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

　　我们看到在2021年期间，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无论是水果、蔬菜和粮食，还有一些农产品加工品都表现出了不同的增长势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农产品也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增长态势，由此可以看出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比方说在今年2月20日中国与东盟就举行了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在会长特别强调要强化地区应对疫情的合作，致力于减轻疫情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共同维护本地区人员往来及贸易的投资活动。在今年5月29日中国与东盟共同发表了《中国—东盟经贸部长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自贸合作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指出同意保持市场开放，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以保障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优先提升食品、农产品、药品等关键物资和服务等通关便利化水平，以保障其持续和顺畅的跨境流动。

　　去年11月22日，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方，愿在未来3年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用于东盟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将始终向东盟国家开放，愿进口更多东盟国家的优质产品，包括在未来5年力争从东盟进口1500亿美元的农产品。正是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才使得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有效地抵御住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为保障区域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今年以来，受到各地新的政策经济形势的影响，全球的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在一二季度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公布的数据当中就显示出全球化的价格指数在今年2月份同比增长接近10%，3月份同比增长了17.13%，小麦和玉米价格指数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东盟最主要的化肥和小麦进口来源地，从俄罗斯进口的化肥占到了东盟进口化肥总量接近10%，近几年从乌克兰进口的谷物也占到了整个东盟进口谷物的接近10%的样子。今年1—2月份东盟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化肥的规模金额有所下降，第二季度同比同比分别下降了2.13%和83.25%。

　　为了应对能源价格和有关粮食价格的上涨，东盟有关国家采取了有利的措施，确保农产品市场稳定。首先采取了一个多元化的市场进口的策略，比方说泰国今年1—9月份由去年以前主要从乌克兰进口的小麦转向了从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小麦的进口，特别是转向了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进口的小麦占到了东盟进口小麦总量的73%以上，越南小麦的进口也主要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转向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除了进口多元化策略之外，东盟各个国家还采取了其他应对措施，比方说采取一些政策性的补贴政策来遏制化肥价格的上涨。今年2月份菲律宾农业部就向20.74万名农民分发了接近67万化肥的样子，同时菲律宾农业部还支柱下属的有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000个堆肥的设施。同时在今年3月7号，菲律宾农业部向农民提供了200亿菲律宾比索的肥料补贴，10月17号再次向稻农提供了41亿菲律宾比索的化肥补贴。越南则鼓励农民使用生活垃圾和堆肥制成的有机肥料来替代无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

　　第二是控制饲料价格的上涨，今年3月份，越南的玉米、豆粕、还有小麦的市场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为了抑制越南饲料价格的上涨，越南政府就鼓励农民建立种植木薯和玉米为主的合作社，大力种植木薯，减少对饲料粮的进口以来。泰国则根据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关协定放宽了玉米的进口期限，取消了限制小麦进口，并且取消2%的大豆进口关税。马来西亚则在全国范围内扩种8000公顷的玉米，减少对进口饲料的依赖。

　　第三是放宽部分产品的市场准入。2021年5月21日，菲律宾就暂时将玉米的配额外进口关税从50%降到了15%，并且将鲜冷冻猪肉的进口关税从40%降到了25%。今年5月23号，马来西亚又取消了小麦进口的许可证要求，并于5月18号取消了对卷心菜、牛奶的进口许可证的要求。今年5月3号到7月31日，泰国暂停了进口食用小麦要求配比玉米的要求，将配额内的进口关税从20%降到了0，并将小麦配额从5.5万吨增加到了60万吨。

　　第四是禁止或者限制部分产品的出口。比方说2022年4月1日开始，缅甸就对玉米、淀粉、谷物、荞麦等在内的12类农产品实施了出口配额的管理。印度尼西亚则在4月28日到5月23日期间禁止食用油及原材料的出口，并将6月8日到12月30日期间出口的配额设定为100万吨，并提高了出口关税。今年6月23日到6月15日马来西亚还实施了鸡肉的出口禁令。

　　我们说尽管东盟为了抵御今年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它们产生一系列的价格上涨的挑战，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采取了限制出口、扩大进口有关的措施，但是我们也看到东盟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并没有受到各个国家有关措施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今年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同比政府了15.14%，进口增长了18.5%。

　　总的来看，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与东盟因为具有较强的经济体系，有效抵御住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尤其是通过中国与东盟双边新冠疫情的防控与合作，有效降低了疫情对双边农业贸易的影响，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影响。今年以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东盟各国采取了更有利的措施，有效应对了肥料和饲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的农产品贸易取得了显著的增长。

　　我们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双边农产品贸易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双方农产品贸易额仍将持续不断扩大规模，因此我们说进一步加强合作，充分用好RCEP的红利，加快自贸区3.0版的建设，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应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和地缘冲突等不确定因素，保障区域粮食和食品供应链稳定的一个必然的路径。

　　我就汇报这么多，谢谢各位领导专家，谢谢主持人。

　　何秀荣：感谢谭砚文教授。同时感谢以上6位嘉宾的精彩报告。今天上午的讨论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有收获、有启发。今天下午会以“全球农业治理与农业贸易发展”为主题展开报告与，请大家下午两点准时参会。

　　谢谢各位，今天上午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