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秦天放：大家下午好!我是贸促中心多边贸易处处长秦天放，下面有请贸促中心马洪涛主任为我们讲话。

　　马洪涛：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的主任马洪涛，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参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专题讨论的环节，作为活动的主办方想借今天下午开始的机会，我再次对大家对本次论坛积极参与和全力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相信通过今天上午的讨论环节大家对于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治理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们也期待通过今天下午专题讨论的环节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收获和启示。

　　第十三届农业贸易政策的国际会议，同时也是我们贸促中心今年举办的中国国际食品配料及博览会暨首届中国国际预制菜博览会的论坛(同期论坛)，所以在此我作为活动主办方再次感谢大家对本次论坛的参与和配合，也期待大家对我们今年的食博会和预制菜博览会更多的关注，参与我们更多同期的活动。

　　谢谢大家，再次预祝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秦天放：感谢马主任的致辞，下午的环节由我来主持，下午讨论的是第二个专题，题目是“全球农业治理与农业贸易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积极参与农业谈判，不断为WTO农业改革贡献“中国方案”;同时中国政府还积极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合作，为全球农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近年来，WTO农业规则内在缺陷造成成员政策空间的不平衡，官方就WTO农业改革立场矛盾尖锐，在今年6月结束的WTO第十二届部长会上，农业议题未达成实质性成果。近年来，WTO改革牵动各方神经，未来国际规则对全球农业治理、各国农业政策制定、农业贸易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我们持续关注，本节将围绕“全球农业治理与农业贸易发展”展开讨论。

　　下面有请第一位发言嘉宾：FAO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多米尼克·伯金(Dominique Burgeon)先生。伯金先生长期从事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研究，并在此项工作上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司司长、粮农组织驻孟加拉国代表等多项职务。下面有请伯金先生。

　　多米尼克·伯金：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与会者，我很高兴参加由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组织的第十三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考虑到我们一直面临的重大粮食安全挑战，今年的主题“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粮食安全和全球农业治理”非常切题且应景。本次大会上，我将讨论贸易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贸易的作用以及粮农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

　　女士们、先生们，新冠疫情、冲突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对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对最脆弱的国家和人口构成了重大挑战。尽管人们希望全球能在2021年摆脱新冠疫情，且粮食安全得到改善，但2021年，全球饥饿状况加剧，实际上，在2021年，多达8.28亿人受慢性饥饿之苦。自2020年以来增加了约4600万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增加了1.5亿人。2021年全球饥饿人口增加，反映了国家间经济复苏模式不平等，以及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者的收入损失未能弥补导致的各国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加剧。

　　最新预测显示，到2030年仍将有6.7亿多人处于饥饿状态，相当于世界人口的8%，这与2015年启动《2030年议程》时的份额相同。同样，2021年，世界上有23亿多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2020年急剧增加后，2021年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影响面基本保持不变，但是，严重的粮食危机在全球每个地区都有所恶化，使已处于严重困境的人口雪上加霜。

　　请听我详细阐述。虽然许多人可能并不处于那种“因严重缺乏膳食能量导致身体不适”的饥饿状态，但仍可能缺乏食物安全感。若人们缺乏正常生长和发育所需的足够且富含营养的食物，同时无法采取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由于无法获取食物和/或缺乏获取食物的资源)，他们就无法获得食物保障。在实现儿童发育迟缓和纯母乳喂养等全球营养目标方面取得进展。但是，我们在成人肥胖和女性贫血问题上走错了方向。

　　最后，2020年全世界有近31亿人无法负担健康饮食——是31亿人。这一数据表明我们在完成《2030年议程》中消除饥饿和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尊敬的各位与会者，今天，我们面临着多重挑战和相互关联的风险，它们正在恶化全球粮食安全局势，它们包括食品、肥料等农业投入和能源价格高企和波动，以及冲突、气候变化、病虫害和经济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飙升。在应对相互关联的多重挑战时，我们不能低估贸易的作用，贸易是农业食品系统的组成部分，事实上，《2030年议程》承认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方面的关键作用，国际贸易可以平衡各国的粮食赤字和盈余，改善多样化食品供应，有助于价格稳定。

　　最近新冠疫情下的经验证明了贸易在应对粮食冲击方面的关键作用。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破坏，但事实证明，农业食品系统比同期的其他经济部门更具适应性。

　　女士们、先生们，虽说贸易是农业食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必须强调，国际贸易需要在国家和全球各级做出努力，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更高效、更包容、更具适应性和更可持续的农业食品系统作出贡献。

　　首先，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政策对话，对减少全球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干扰至关重要。例如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期间，由粮农组织主办的20国集团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也称为AMIS)，在缓解贸易中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全球主要商品生产商能够相互了解。现有和预测的供应、粮食库存和国内需求，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加强世贸组织的磋商和通知进程，被视为国际贸易带来积极影响的关键途径之一。

　　其次，各国还应仔细考虑贸易限制措施对国际市场的潜在破坏，尤其要始终避免出口限制，因为这只会加剧价格波动，限制全球市场的缓冲能力，并在中长期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贸易和国内政策需要重新定位，适应诸如促进可持续性和适应性的目标。要逐步取消价格干预和扭曲贸易的生产者支持，提高最困难农户的收入，同时调整公共支出方向，都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最后，贸易便利化措施和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举个例子，精简卫生和植物卫生(SPS)措施，能改善各国海关之间的协作，以及采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等都是非常实际的做法。对促进各国参与粮食和农业贸易以及应对世界粮食安全挑战有重大潜力可挖掘。

　　2022年9月21日，包括粮农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发表了第二份联合声明，强调采取上述行动和努力，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该声明中国际组织负责人强调了为未来加强适应力以及继续全面协调努力以支持高效生产和贸易，提高透明度、加快创新和联合规划，同时为粮食系统转型投资的重要性。

　　女士们、先生们，尽管国际贸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它也可能损害农业食品系统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粮食系统确实能在不损害为后代创造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前提下为所有人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这意味着，确保经济可持续性能为社会带来广泛利益，并对环境产生积极或中性影响。贸易能对农业食品系统三个方面的可持续性发挥作用，然而，与任何经济活动一样，贸易也有可能与可持续目标冲突。举几个例子，虽然通过贸易自由化增加粮食贸易，可以通过扩大出口及进口投入提高生产率来提高农业收入，但进口竞争部门的竞争加剧可能导致收入损失。又如，虽然农产品出口收入增加可能会在儿童福利或性别平等等领域促进理想的社会结果，并可能导致更好、更多样化的饮食，但贸易也可能加剧国家内部不平等。最后，尽管贸易可以在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有关的冲击方面发挥作用，但出口生产可能会在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绿色气体排放等方面造成负面环境影响。因此，经常需要采取辅助措施，使贸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例如，采用与贸易有关的数字技术，可以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有些应用程序有助于获取信息，特别是价格、市场参与、金融包容性、食品质量和安全以及道德和可持续做法方面的信息，农业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可以提高市场和价值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作物产量，减少投入。

　　同样，需要对营销和贸易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保证不漏掉贸易利益。特别要注意投资于“最后一公里”的基础设施，电力和水供应，农业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供应，可以为私人投资农业创造有利环境。

　　最后，促进生产力提高的农业发展计划也可以算作辅助政策，这包括对研发、培训和推广的公共投资，促进获得高质量投入(如种子、肥料、机械)的计划，以及改善获得金融工具的机会。

　　尊敬的各位与会者，最后请允许我简要谈谈粮农组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当今粮食安全面对的多重复杂挑战的作用：

　　首先，粮农组织将继续通过其市场情报服务和预警系统，提高国际农产品系统和贸易的透明度。例如主持和扩大农业市场信息平台AMIS的工作。

　　粮农组织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巩固成员国的能力，使贸易为更好的农业食品系统服务。这是通过在各个区域与粮食和农业贸易有关的各种主题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来实现的。粮农组织还领导创新方案和方法，以促进小规模行动者更好地融入市场和价值链。粮农组织与多个利益攸关方、区域网络合作，推动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的监管合作，促进贸易安全高效进行。其中，粮农组织认识到支持和扩大旨在改善农业食品贸易数字解决方案的潜力和必要性，特别是鉴于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和便利贸易的数字化方法是使农业食品系统更高效、更可持续的重要方式之一。

　　最后，粮农组织还提出了解决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问题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例如，当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粮食进口成本飙升时，粮农组织提议建立粮食进口融资机制，满足相对脆弱国家的粮食进口需求。在这方面，粮农组织欣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通过的“粮食冲击窗口”机制。

　　最后，我想重申粮农组织致力于在其职责范围内与所有成员和伙伴合作，实现《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再次感谢与会邀请，并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秦天放：感谢伯金先生。

　　下面有请下午第二位发言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先生。屠新泉先生是北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对外贸易专家，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秘书长，并担任中国WTO研究会、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等。屠新泉教授长期从事WTO规则、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外贸政策等领域研究，曾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等，先后在美国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WTO秘书处、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等做访问学者。

　　下面有请屠新泉先生。

　　屠新泉：谢谢秦处的介绍，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

　　各位专家，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我今天报告的题目主要是从WTO改革的角度来跟咱们农业领域的各位专家进行一个交流。

　　WTO改革其实我们知道是从2017年开始有相关方面的讨论，起因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背景还是在于多哈回合进展很不顺利，或者可以讲多哈会合已经失败了，我们知道WTO是在2001年发起的多哈会合谈判，一直到现在没有取得突破。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或者是全球贸易治理首要的平台，它最终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制定规则，因为规则是它的产品，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来讲它不能提供产品，那么它的价值就相应下降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在2017年第11届部长会议的时候美国等等一些国家提出WTO需要进行改革，所以它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或者首要一个原因是它本身的谈判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实际上WTO是在1995年成立的，多哈回合实际上是WTO发起的第一个回合的谈判，就没能取得成功，应该说也是很让人沮丧的。但是回头来看，我觉得多哈回合本身的失败，一个首要的原因，其实我自己认为是它是不成熟的，发起多哈回合的时机不成熟，或者说对WTO多边谈判本身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或者认识，所以我自己分析了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造成了大家对这种多边一揽子谈判模式过度的自信或者过度的乐观，但实际上我们回头来看，乌拉圭回合之所以能够成功，它其实是由于一系列的条件所形成的，或者说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历史上来看，这种一揽子谈判实际上是一次例外，并不是常见的一种状态，在乌拉圭回合之前的谈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揽子谈判，而主要是关于货物关税减让的单一谈判，乌拉圭回合之所以能够成功，就那么多复杂的议题形成一揽子规则，确实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上看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些原因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冷战结束，我们知道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是在1993年底基本完成，1995年WTO正式成立，这个时间节点正好赶在冷战结束。冷战结束确保了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超强地位，或者说单极地位，因为美国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个对于美国推动和领导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功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条件，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在90年代的初期，从世界范围来看都形成了在经济思想上对于新自由主义高度的认可，对于贸易自由化，对于经济市场化的高度认可。这个认可即使一方面也跟冷战结束有关系，就是苏联这套体系的失败，使得从这个体系中出来的国家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另外即使在西方体系内部也有一个新自由主义高潮，或者叫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在西方体系内部有一些国家并不是采用比较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但也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所以在当时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在经济思想或者经济制度上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反映在WTO，那就是贸易自由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思想上的共识和美国在实力上超强地位是保证乌拉圭回合谈判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相应的多哈回合谈判我们知道是在2001年发起的，其实2001年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我们知道2001年发生了“911”，2001年其实美国经济出现了很大问题，就是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最后多哈回合还是发起了，但是从发起之后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一直很不顺利，其实在早期几年就已经很不顺利，在2005年香港部长会议的时候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很有限，再到2008年日内瓦部长会议是彻底破裂，虽然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个中间觉得反映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美国的实力实际上在经过十多年的超强地位之后慢慢就开始出现了下降。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跟中国加入WTO以及随后快速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应该说也是一个经济规律的表现。

　　还有一个因素，这种对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说是迷信或者说是一种信任，或者说是一种坚持，也随着经济发展也有所调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个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相信的程度或者说支持的程度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实际上多哈回合的失败跟这种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思想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

　　当然从具体议题来看，农业问题也是多哈回合失败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具体的议题，而在于整个国际的环境，包括WTO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2008年之后虽然WTO的谈判仍然在继续，并且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成果，比如说贸易便利化等等，但总体来讲它已经失去了继续向前取得全面突破的动力。

　　当然WTO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实际上想要改革WTO的国家并不多，真正想特别改革WTO的就是美国，其他国家对WTO改革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当然像欧盟、日本等等也有所参与，但其实更重要的一个推动者是美国。美国对WTO的改革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美国是因为它对WTO的失望或者质疑，所以才要求对WTO进行改革，我自己的总结它主要的问题或者说质疑是在四个方面：

　　1、怀疑WTO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它认为这种多边谈判机制或者一揽子的谈判机制对美国发挥它的国力优势，国家权力的优势是不利的，因为它不得不去照顾很多国家在不同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且只有在所有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才可以结束谈判，这个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来讲确实是不利的，确实是约束了它力量的发挥，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转变了这种对国际贸易谈判的态度，尤其是对WTO的谈判完全失去了兴趣，它更加倾向于单边的制裁或者说双边施压的谈判，从结果来看确实通过这种双边谈判美国确实获得了一些短期的利益，这个更加奠定了它对WTO的质疑。

　　2、质疑争端解决机制损失了美国的国家主权。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终止了WTO的上诉机构，通过它的单边行为可以说跟所有的其他WTO成员做对抗，以一己之力废掉了WTO的上诉机构，原因就在于WTO上诉机构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实际经验中对美国做出了一些不利的裁决，超出的美国的承受能力，尤其是违背了美国认为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理念，上诉机构的很多裁决要求美国对自己的国内法做一定的修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个超出了它的预期，虽然说上诉机构本身的设立其实很重要的是美国来推动，但是从实践效果来看超出了它设计时候的一些想法，所以它要求改革，或者说废止上诉机制，改革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恢复美国行驶单边措施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美国搞单边制裁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能对它做出公正的或者独立的裁决。

　　3、质疑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让发展中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它认为WTO规则中包含了很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是一种不平衡、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WTO当中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应该要退出发展中国家这个行列，取消它们的特殊国差别待遇，尤其是像中国、印度等等，美国曾经列了一个标准，包含20个国家，质疑这些发展中的大国或者说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继续享受优惠待遇，从而使美国处于一个不利、不公平的地位。当然美国的指责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去细看差别和特殊待遇原则，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特殊国差别待遇条款没有实际的意义，从贸易角度来看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尤其是中国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特殊差别待遇，所以这个指责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4、质疑现行WTO的机制无法约束非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理由就是说WTO规则制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的一种情况，特别是中国的进入，它认为现有的这套规则不足以确保非市场经济国家公平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当然这里面的矛头最主要是指向中国，所以美国要求WTO改革现有规则或者新增一些特殊规则，来对这些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他们的行为加以约束，确保它所理解的公平竞争。比如针对补贴的问题，针对国有企业的问题都加强规则或者制定新的规则。

　　美国这几个质疑应该说都是对WTO的根本原则、基本原则、基本框架的一个条件，像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谈判机制，包括特殊差别待遇这些其实都是对WTO的根本性挑战，所以我经常讲美国不是要改革WTO，美国是要对WTO进行革命。

　　美国的态度，对WTO的态度发生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美国是WTO事实上的领导者，或者从过去的发展来说它是事实上的领导者，美国作为一个领导者对WTO现行的原则和规则、机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和条件，相应的WTO改革就成了一个不得不进行的一个事情。

　　从提出WTO改革之后，从11届部长会议之后经过了一些讨论，但是从WTO内部来讲并没有进行正式的讨论也好、谈判也好，更多的是各个成员各自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在部分成员之间有一些讨论，当然学术界的讨论也非常多。真正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从WTO的角度来说就是最近这一次第12届部长会议，12届部长会议也是提出了WTO改革这样命题之后第一次部长会议，从这次部长会议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不错的成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也是证明了WTO仍然可以有效地进行谈判，并且为世界、为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作出WTO的贡献，证明了多边主义、多边贸易体制的生命力，对未来WTO积极参与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气侯变化等从贸易角度可以作出积极贡献，可以说是一些开创性的贡献。另外WTO在这次部长会议上达成了渔业补贴这样一个协定，谈了那么多年，其实是多哈回合当中唯一取得多边成果的一个议题，因为渔业补贴是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而且也是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了突破。

　　从WTO改革的角度来说，第12届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了WTO改革进程，明确了一些组织安排，又从理事会推动，而且明确提出WTO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其实“必要”这个定语是中国提出来的，我们认为WTO是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不是进行一个颠覆性的改革，不是另起炉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第12届部长会议也对WTO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第12届部长会议又恢复了WTO谈判的功能，包括谈判的机制上，像“绿屋会议”小范围谈判又得到了恢复，从实践角度来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在之前，尤其是上一任总干事之前要推动一些大会，要所有的成员参与，从效果来看并不是很理想，这次部长会议上新的总干事推动了这些小范围的会议，尤其是他个人发挥了很强的推动、协调的这样一个作用，也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这次部长会议协调暴露了WTO改革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挑战或者它本身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像粮食安全问题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涉及的范围还是很小的，主要是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些采购问题，对于粮食出口限制其实并没有提出很强有力的约束。渔业补贴协议虽然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些补贴项目并没有得到约束，WTO改革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它只是启动了我们要推动WTO改革了，但是到底怎么谈，有没有时间表、路线图，包括一些阶段性成果的设计都没有，然后工作机制怎么去推进其实也没有，所以只是一个从程序上来看提出了这样一个议题，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表述也是，也只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含糊的一个目标，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个方案或者说具体的方向。比如说到底要不要恢复上诉机构都没有提，所以WTO一直以来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下一个阶段如何推动改革和议题的谈判，尤其是农业这样的传统问题，刚才也谈到了这次部长会议上对农业议题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新的成果，但是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中的重要议题，所以到底未来如何处理多哈回合当中的既有议题仍然是一个缺乏清晰导向的问题。还有一点，随着WTO成员间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去协调，怎么样通过一个谈判机制来确保大国之间能够保持一个合作，都是一些未解的问题。

　　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我就简单说说，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大家都是农业问题的专家。WTO农业规则大家都谈到了，农业协议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从它的成果来讲填补了以前的空白，或者说把农业重新拉到了多边框架下，像农产品关税，包括补贴，国内支持措施的透明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它的漏洞或者局限性也是不小的，包括关税的问题、补贴的问题，补贴的不平衡，补贴的转箱的问题，农业在减贫、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包括粮食安全都没有涉及相应的规则和条款，留下了很多的空白，包括我刚才讲的尤其是不平衡的问题是非常明显。大家可以看一些相关的数据，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的关税还是显著地高于工业品的关税。从补贴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总量几乎没有变化，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拿2018年跟1995年总量几乎没有变化，只是转向了，美国实际上农业补贴跟机器相比增加了2倍多，欧盟基本上维持不变，所以农业的补贴削减的效果其实非常的有限。

　　在多哈回合当中农业也是一个焦点议题，其实分阶段来看取得了一些成果，像2008年农业模式案第四稿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很遗憾最后没有成功。然后2013年巴厘岛部长会议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2015年的内罗毕部长会议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尤其在出口竞争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最核心、最关切的一些问题都没有能够取得突破，所以现在其实农业问题仍然是多哈回合当中一个最大的遗留问题。

　　从农产品贸易来讲我简单讲一下，应该说WTO的规则还是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是非常快的，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增长，2020年跟1995年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农产品贸易比重还是有明显提高的，浅色(见PPT图)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从总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贸易强度、贸易密度更高一些，但是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不断提高，从时间趋势来看都是非常明显的。

　　从世界市场份额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当中市场份额也是在不断提高的，像巴西、中国，相应的有些发达国家份额是在下降的，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时间关系，我就简单报告这些，谢谢大家!

　　秦天放：感谢屠新泉先生。

　　下面有请第三位发言嘉宾：中国驻WTO代表团参赞、农业经济与管理学博士、三级研究员贡锡锋先生。贡锡锋先生长期从事农业国际合作工作，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新疆农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曾担任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专项、科技部国际合作重大专项战略评审专家，国际农业研究组织全球调整项目委员会委员等。有请贡锡锋先生。

　　贡锡锋：各位代表，首先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受农业部贸促中心的邀请让我来介绍一下农业谈判的一些情况，我们刚刚也结束了MC12的会议，所以有一点机会我把近期谈判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PPT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会议的要求我介绍一下中国农业谈判的方向和改革形势判断，实际上这一年多我们主要在农业上对七个领域农业关注的问题大家在磋商，在MC12上我们形成的成果实际上和谈判的关联度不是很好，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汇报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MC12上究竟取得了哪几个个成果?第二个这些成果取得了以后对以后下一步谈判有什么样的作用，而且现在成员对下一步推进农业谈判存在哪些分歧?这也是前不久召开了一个会议，集思广益来谈如何更好地推进农业谈判，所以我想把这个会上大家表达出来的一些观点也跟大家做一个汇报。第三个从目前来讲有哪些争议的问题在农业上，就是推进农业谈判矛盾焦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推不动，这是第三个要跟大家汇报的;第四个想跟大家简要汇报一下我们对目前农业谈判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认为下一步谈判的方向应该是怎么弄。最后一个就是WTO面临着非常繁重的改革压力。大家知道前年上诉机构停摆以后，实际上对WTO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再加上谈判功能几乎推不动，这样WTO都有一种生存的危机，所以对大家来讲都非常关注究竟农业谈判改革应该怎么走，所以我把我了解到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向大家做一个汇报，也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今后在思考如何发挥WTO的多边职能，更好地推进农产品贸易和推动农业谈判方面能给我们多出一些好的主意，这是要给大家介绍的。

　　第一部分首先想和大家汇报一下MC12的主要成果。

　　原来希望在MC12上能够达成三项成果，一个是针对目前的重大危机，也就是疫情、战争和未来气候变化挑战、环境，这些方面农业上应该做什么?第二个WTO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应该做什么?第三个就是从农业谈判的角度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路线图和计划，对下一步谈判能够切实起到正确引领。MC12很遗憾经过五天五夜的熬战，最后农业谈判的工作计划被搁置，因为牵连到其他成果的达成，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经过总干事多方协调达成了一个应对目前粮食危机的部长宣言。另外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粮食危机情况下采购粮援，其他成员应该免予出口限制，这样子两个成果，农业谈判的成果没有达成，实际上对于成员的立场分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对下一步的谈判也会有不少的障碍，也使成员的分裂和对立更加的尖锐，这是我想交代的一个前提背景。

　　第二块讲讲农业在MC12上没有达成任何成果，成员的立场也非常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应该怎么推?这时成员和WTO总干事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成员和总干事决定在10月24日召开了一次农业的退思会，实际上就是反思我们在农业谈判上的模式、思路、想法，是不是能够契合目前的挑战和发展的需求，甚至发展的变化，这30年过去的农业上这些成员无论从政策和自身发展水平上都有很大变化，是不是还应该坚持原来的谈判模式以及重点，所以在10月24日这场推思会除了成员以外，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像粮农、OECD，还有华盛顿智库、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另外也邀请了一些成员他们所在国的大学知名教授、专家，来介绍粮食安全、国际贸易规则应该调整的建议，还有应该如何更好地考虑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这样对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够起到一个很正面的作用。

　　当时这一天的会有大会和下午的分组讨论，从这一天的会议来看我感觉，第一个从总干事来讲，我认为总干事是非常关注这次大的挑战，包括气侯和环境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另外他希望在农业谈判当中如何来考虑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这样在未来的贸易和粮食安全问题上应该是农业谈判的一个优先重点，这也是总干事强调过的。同时要考虑怎么来考虑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因素，因为成员对这个的分歧还是很大，从成员的反应来看，虽然谈判的立场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员的观点归结为三类：

　　1、美国和欧盟，他们认为目前WTO应该更加重视对既有规则的执行和监督，特别是透明度和通报方面这些规则的落实，因为有很多成员很长时间不通报，从美国和欧盟来讲，整体上来讲由于原有的规则有更大的灵活性，比如说农业上最突出的是AMIS，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和欧盟也希望进入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些在农业谈判当中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这样就可以重新界定国内支持和公共粮食安全储备这些老议题怎么变，我感觉他们是想淡化原有授权议题，原来的议题是分歧比较大，这样来考虑新的切入点。

　　2、第二个方面另外一组观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凯恩斯的发达成员，他们一方面要求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是农业谈判的基础内容。另外也要强调削减农业补贴是重要的切入点，同时要求成员要讨论调整原有的绿箱的标准和蓝箱的标准，这些应该怎么调整，这也是对削减补贴合理性的要求，但是在凯恩斯集团里面一些拉美成员，他们目前作为主要的出口成员，他们担心以后讨论气候变化可持续性，会不会对出口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3、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印度、印尼G33成员和非洲集团，另外还有ACPE成员，这一大批发展中成员都强调尊重现有部长授权的重要性，不能随便把原有授权给调整了。我们鼓励探索新的思路、新的模式，但是必须原有授权一致性和连续性要衔接起来，也有成员，比如像非洲集团提出来将来在农业谈判中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箱、粮食安全箱，这一类秘书处也曾经提出过是不是考虑可持续发展箱这些新的提法，来提升产能和保持贸易进口渠道多样性，还有纠正“贸易规则赤字”。

　　关于气候、可持续发展，还有环境问题，成员分歧很大，所以这个是在下一步的讨论当中仍然是焦点。大多数发展中成员都认为关于粮食安全挑战这一块，多数发展中成员强调农业生产对粮食的重要性，因为本身如果产能没有，完全依赖贸易，根据WTO的数据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只占成员粮食需求量的15%，也就是85%通过成员的自身产能来完成。

　　第三个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推进农业谈判主要矛盾焦点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四个问题：

　　1、在探讨谈判新的思路和方法的时候，怎么处理好发展成员原来付出代价才拿到的授权，比如像PSH是粮食安全储备，SSM特殊保障机制来保障发展成员的市场稳定，另外棉花四国对棉花问题的关注，现在一些焦点也放在放弃多哈议程和现有授权，另外一大批发展中成员坚持多哈议程和现有授权。

　　2、调整更新贸易规则，是不是应该坚持平衡规则优先，这些是一个根本点，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一直是坚持优先平衡规则，这个是防止加剧进一步不平衡的一个起点。

　　3、我觉得成员都要明白农业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满足吃饭问题、粮食安全，第二个是营养和健康，这个规则应该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开放以及稳定可预期，这是下一步规则调整的一个重要起点。

　　4、谈判模式怎么设计?很多成员提出来不要谈判特会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没有谈判特会的推动很难用其他模式来协调164个成员达成共识，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下一步谈判是需要探讨的。

　　第四个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下一步农业谈判，我想分成长期和短期。

　　从长期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WTO虽然不是讨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机构，但是在农业谈判陷入僵局，而且气候变化的确对农业有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包括粮食安全，这些要素的引入我们认为有助于成员首先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会起继续作用;第二个从谈判的长期性来看，还是要优先平衡规则，发达成员，SSM成员，他们处于政策的有利空间，如果不消除规则不平衡是没有办法下一步农业谈判，特别像凯恩斯集团提出来要按比例削减这种模式，所有成员都做贡献，这是没有考虑原来规则不平衡的前提，那样做的话只能加剧现有规则不平衡，另外也没有办法来处理将来贸易的透明性和可预期、稳定性。第三个无论你是从哪一个方面看，WTO的农业谈判首先应该针对粮食安全危机，这个无论是在长远也好、近期也好，聚焦怎么更好地发挥WTO作为一个多边的贸易平台在粮食安全上起保障作用，特别像中国这种全球最大的粮食净进口成员，我们怎么能够使得WTO它的贸易规则对出口成员的透明度、可确定性有更高的保障，这个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点，这是我们长期发展的情况。

　　近期MC13，尽管现在很难推动规则的修订，但是还要做技术分析。比如说把棉花作为国内支持改革的切入点，这样也回应棉花4国对棉花问题的关注，和解决特定产品集中补贴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第二个是改善透明度，这是欧盟和美国很多成员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这里头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成员，对中国来讲我们支持改善透明度，但是要强调谈判必须要引入综合、客观、平衡的评估分析方法，因为有了这些数据，不同成员因为视角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这里特别要强调特殊与差别待遇，特别是通报透明度方面尽量去简化。第三个就是优先支持在MC12上达成的成果，比如像部长宣言，粮食安全宣言的第八段工作计划的落实，这个对成员来讲也是一个试金石，能不能制定一个切实有效的工作计划，帮助这些成员在应对粮食安全危机的时候，切实能给他们提供哪怕是临时的、有弹性的政策空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粮食援助，我觉得这是WTO非常应该做的一个工作，这是关于近期的。

　　最后我想花一两分钟说一下最近改革的动态。

　　大家知道2020年12月份WTO上诉机构停摆，这样的话这些成员对改革的期望最主要的一个关注，原来是如何恢复WTO的上诉机构，现在调整成优先解决争端机制的充分运转，所以今年10月份总理事会也确认了改革的原则，尊重包容、开放、透明、成员驱动和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成员无论大小都有同样的权利。另外一个在推进方式上，近期总理事会也提出来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都必须符合十二届部长会的授权，改革必须要强化多边组织功能，而不是减弱。从农业上来讲，我觉得目前主要来讲从WTO来讲主要是关注透明度，下一步规则的调整，新的因素是如何把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能考虑，因为农业跟这两个相关性非常高，怎么把这两个的因素纳入进去。最后就是WTO的谈判这个功能如何更好地发挥，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大家达成共识的核心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农业谈判。

　　我今天利用这点时间简单跟大家做这样一个介绍，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提意见。

　　最后再次感谢贸促中心的马主任、吕主任，还有各位同事，我也很想参加现场会，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我看到很多老朋友由于条件限制也没法回到现场参加现场会，也欢迎各位有时间到日内瓦WTO这边多指导，谢谢。

　　我的报告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秦天放：感谢贡锡锋先生。

　　下面有请第四位发言嘉宾：OECD贸易与农业司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西尔维娅·索雷斯库(Silvia Sorescu)。Sorescu女士2010年加入OECD，长期从事的国际贸易和农业政策相关工作。Sorescu女士是OECD贸易便利化指数团队核心成员，有丰富的国别研究经验，参与撰写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农业政策回顾，目前领导团队对中国和印度农业贸易和国内政策发展进行监测和评估。有请Sorescu女士。

　　Sorescu：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在2022年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上发言。

　　感谢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办这一重要活动，使我有机会分享在经合组织工作中对不断变化的农业政策的重要见解。过去三年，全球粮食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2022-2031年全球农业展望》强调，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后需求复苏，以及由此造成的供应和贸易中断，目前大多数农产品的国际价格高企，而地区冲突加剧了这种情况。该冲突已经对农业和投入物市场，尤其是粮食和油籽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难以预测。

　　未来十年，全球农业产量预计将每年增长1.1%，额外产量将主要产生于中低收入国家。然而，能源和农业投入物价格长期上涨将抬高生产成本，并可能限制未来几年内的生产率和产出增长。受人口和人均收入增长推动，预计未来十年内，全球粮食需求将每年增长1.4%。然而这些预测表明，到2030年，食品消费量的增长将不足以实现关于“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二。预计未来十年内农业贸易将继续扩大，但因需求和生产增长放缓，其增长速度将比过去十年明显放缓。

　　该背景下政策前景如何?

　　经合组织的《农业政策监测和评估报告》指出，2019至2021年，54个经济体对农业部门的支持总额达到每年8170亿美元，与2018至2020年相比增长了13%。该增长的部分驱动力可能是暂时的，如新冠疫情中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支持，以及加大非洲猪瘟后重建畜群有关的市场价格支持。2019至2021年，个体生产者每年获得6000亿美元的正支持，占经合组织经济体农业总收入的17%，占11个新兴经济体的13%。这些描述整体水平的数字掩盖了各个国家的显著差异，支持在全国农业产值的-18%至87%之间波动。

　　相比之下，该部门的一般服务，即农业创新系统、生物安全服务和农场外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所占的支持份额相对要少，仅占该部门转移总额的八分之一。除了最近引发重大政策反应的危机外，农业还面临着巨大而持久的冲击——气候变化，这对农业部门的政策有重大影响。尽管该行业特别容易受影响，但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鉴于政策干预的程度和该部门对一系列社会目标的重要性，在解决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挑战很特殊。气候目标还需要与粮食系统面临的三重挑战同时解决：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充足、负担得起、安全和营养的粮食;以整条粮食价值链提供生计;提高该部门的环境可持续性。

　　农业有充足的机会减少排放。农业是少数几个能够从大气中清除碳并将其封存在土壤和生物质中，从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的部门之一。缓解气候变化需要辅以适应战略，适应战略依赖于更适合环境变化的新管理方式(如作物多样化、改善用水管理)，以及由研发投资支持的新技术(如耐涝或耐热作物品种)。

　　农业部门有两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

　　供给侧方案，涉及针对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不同干预领域：

　　首先，减少农业生产的直接农场排放：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以及减少农业排放的具体技术方案，提高生产力和投入物使用效率。现有各种技术可减少能源消耗造成的农场排放，如转向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采用更环保、更高效的燃料驱动农业机械。

　　其次，减少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间接排放，增加农业土壤中的碳储量：减少农业土地扩张，如提高土地生产力、恢复退化土地和重新向已排干的泥炭地中引水、加强农田和草地的土壤固碳能力以及植树造林。土壤碳封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改进轮作、残留物、植被、牲畜放牧密度、农田-牧场一体化、农林复合管理等。

　　第三，减少粮食损失造成的排放：限制田间损失和农场收获后损失。

　　需求侧方案，对应消费者层面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该变化基于消费者饮食偏好、购买嵌入式排放量较低的食品和减少食物浪费——上述变化都会降低消费者层面的排放足迹。

　　此外，农业可以通过生物能源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减缓。严格来说，传统生物能源不是减少农业排放的供给侧方案，因为其主要缓解效果来自于替代其他经济部门消耗的化石燃料。

　　目前最大的生物能源来自森林的固体生物量，用于能源发电厂(现代生物量)，以及木柴用于家庭烹饪、取暖等传统方式，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传统生物量被认为不可持续)。

　　相比之下，农业原料主要用于生产液体生物燃料和沼气，这种方式最近日趋主流。迄今为止，从用于生物燃料的作物中提取的原料(也称为第一代原料)对总体减排的贡献有限。基于农业残渣(甘蔗渣、谷物秸秆、玉米秸秆、稻壳)的更先进的原料通常被认为更有前景，但其可用性仍然有限。生物沼气池减少了粪便处理中的非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能产生沼气来替代化石燃料能源。专用能源作物还可以通过减少耕作将碳封存在土壤中，而棕榈树和木材种植园增加了景观植被中的碳储存时间。具有碳捕获和封存功能的生物能源能将生物燃料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物重新注入地质储层。虽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路线，但后一种技术尚未成熟。农业支持政策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具有重大影响。通过改变农业市场价格，它们可以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和产量变化产生的排放。如果它们以投入物或要素价格为目标，还可以通过鼓励中间投入和主要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影响农民的生产方式，从而影响农场生产以及土地使用变化的排放强度。

　　鉴于以上影响，以市场转移或预算支付形式制定的支持政策都可能与其他缓解气候变化的干预政策抵触。

　　支持政策也可用于激励环保实践，或提供更广泛的一般性服务，如研发创新以支持减排。支持应转向脱钩支付和环境公益支付。支付以提供碳封存、植树造林以及边缘土地恢复和善后等环境产品和服务为条件。2019至2021年，报告所涉及的国家每年仅向生产者支付17亿美元用于提供环境公共产品。然而，通过脱钩支付，更大的支持可能对环境产品(如有机农业)产生较大直接或间接影响。应加大对农业气候服务的资金投入以加快调整。

　　最后，支持农业研发和创新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对农业创新的支持仍然很低，仅占农业产值的0.7%。将更大份额的研发支出用于缓解措施，有助于提高可持续生产力，开发低排放农业所需的新技术。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政府应和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改善公共农业研发融资，创造条件吸引私人投资，促进公私伙伴关系和国际研发合作。我们热切期待加强在农业和贸易工作方面的长期建设性合作。

　　谢谢大家!

　　秦天放：感谢Sorescu女士。

　　下面有请第五位发言嘉宾：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田志宏。田志宏教授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田志宏教授长期从事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农业市场准入与国内支持、WTO农业谈判、劳动资本关系与农业机械化等领域研究。

　　下面有请田志宏教授。

　　田志宏：尊敬的天放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能跟大家一块分享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WTO主要成员农产品市场准入水平及变化趋势。

　　我想从这样四个方面给大家汇报我们做的一些初步的工作：第一是问题的提出;第二是WTO主要成员农产品关税的变化;第三是一个美国案例，我们持续跟踪了一段时间美国农产品关税的自主调整;最后对农产品关税变化的几个问题做一些讨论，从趋势这个角度完全谈不上，因为这个事情显得比较复杂。

　　前面专家都提到了关贸总协定谈判到第八轮才把农业纳入谈判领域，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首次将农产品置于多边框架之下，上个世纪90年代的努力过程中，有一些折中性的、过渡性的操作为后续多边政策的协调留下了一些难点和冲突点，这些难点、冲突点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些摩擦点。

　　市场准入是乌拉圭农业协议的三大支柱之一，它的特点是直接面对着成员方与日常的贸易管理政策。市场准入这个领域的范围很广，以关税为主，也包括关税配额、复杂税制、一些特殊关注产品，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话题下叫法可能不一样，比如“SP”这样的东西，比如相关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一些特殊保障机制、特殊保障措施等等都属于广义的市场准入范畴，这个话题很大，我今天主要是汇报我们在关税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和所得，通过考察农业协议执行完成以后，WTO主要成员国在农产品实施关税方面做的一些变化，希望能对未来的趋势做出一些判断。

　　从多哈回合启动开始，我们知道谈判都是以整体方式推进的，我们说模式草案谈判，2008年模式草案的第四修订稿是这一阶段的结束点，从此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部长级会议还是相关的主题谈判，实质上都转入了议题谈判阶段，由于市场准入是一个大的话题，进入议题谈判以后市场准入这个话题就显得一些冷落，这个话题冷落了，到今年已经是13年多，将近14年，我们看到不断出现可能更具有独立性、更具有谈判特征的这种磋商议题。因为关税它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市场准入里面别的话题，接触性比较强，口径宽，最终独立性不足使得这个话题就有点闲了。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模式草案以后我们几乎没有见到在市场准入方面有拿得出手的结果。但现实是成员方持续地在这个既定框架下运行和维持，并且也发挥各自独立制定政策的权力，进行了各自的政策调整，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这个点上我们既关注乌拉圭回合已经形成农业协议当中对农产品关税的约束税率的情况，我们也关注达成以后有些国家已经是有20多年了，有些国家有十几年，这样长的历史字形调整关税的一些情况，我们希望能寻找到一些事实。

　　我们从大的角度入手看整个的成员，到现在有164个成员，前面没有那么多，看这些成员关税的变化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粗笨的活，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数据文本这些东西，重点是我们选择了21个WTO的主要成员，我不一一念这些名字，这些成员是我们这几年工作中陆陆续续选择的，大概在7、8年前我们当时考虑的是18个，现在有21个，中国加另外20个成员，当然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些变化，比如说英国从欧盟中分开了如何处理，这个如何处理?我们也是持续地跟踪这些成员。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主要看它的实施税率，观察很长时间一段实施税率的情况，最基本的指标像平均税率、关税的水分，非从价税目比例，就是它税率复杂化程度，还有最高税率，以及税率变异等等这些因素。

　　限于时间关系，我先把我们形成的几个初步判断展示给大家，然后给出一些结论，因为跟别的专家讲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都是一些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工作，后面略微做一个展示，这样保证时间能够。

　　第一个判断就是乌拉圭回合关税减让完成以后，主要成员实施税率表现出持续稳定性，后面20多年的时间主要成员它的实施税率都表现出稳定性。第二约束税率和实施税率的差额需要关注，关税的水分，目前约束税率的水分是非常大的，并且成员之间的差异很大。水分大的成员往往表现约束税率的水分是比较高的，看右边这个图，超过红颜色部分的就是我们说的水分，很显然我们现在这个约束税率里面的水分会对我们真实税率所需要的保护水平的判断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从图上可以比较粗的看出来。第三约束税率高的成员更倾向于变动它的实施税率;第四点农产品的平均约束税率目前是55.5%，大家看到不同的地方税率不一样，这是因为WTO的成员在变，另外就是统计，我们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也在变，里面差异不大，过去是有61%的提法，我们根据最新164个成员的情况进行算的，当然里面有一些个别成员的数据有一些存疑的地方，要进行一些处理，差别不算太大，目前农产品实施税率是14.8%。要判断它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是这样一个基准，因为产品我们指的是全部可贸易产品，约束税率是20%左右，农产品的约束税率就高出很多，而实施税率2021年可以得到的数据我们测算的结果是7.5%，农产品这个税率还是高出来了将近1倍，我们就得出这个结果，这是我们对主要成员关税梳理得到了一些基本判断，下面就是一些证据和一些描述，我比较快的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关税水平，我们用实施税率，实施税率是实质性的市场准入条件，我们说约束税率是多边谈判的过程中对一些措施进行关税化形成的一个基础的承诺，实施税率如果长期表现出稳定性来，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参照的一个事实，我们能够看见很多国家最终实施税率表现得非常稳定，我们用5年一个跨度来看它的话，因为有偏高约束税率的个别成员往往进行一定幅度的双向调整，因为它可以可以调高也可以调低，只要不超过约束税率总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观测了一些不同层级税目的情况，也关注了一些年际的变化，我们看到得到的判断基本是相似的。

　　这是关税水分，从多哈回合开始，模式草案，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希望进一步的关税减让是以约束税率为基准，约束税率减去实施税率的话基本上描述成一个关税水分，我们看见成员在关税水分方面差别比较大，这个单位是百分点。比如像挪威，它的平均税率有98.5个百分点的水分，印度有将近74个点，这些都是比较可怕的数据，这么大的水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税消减公式能够解决的，由于各国的平均税率不一样，我们用关税水分除以平均税率，希望得到一个占比，我们看到有些成员占比超过了80%，有的也有60%—70%。成员之间存在这种约束水具差异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使得这种多哈回合以后的贸易政策协调都出现了不确定性。另外关税水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成员之间的实施税率的差异，最终水分变成关税往下削减的一个难题。

　　第三个就是复杂关税，复杂水在模式草案阶段它表现出来就是比较难以处理，技术化的味道很重，我们很不容易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在两个年度之间的保护水平的对比。我们在表中给出了非从价税目它在整个税目当中占的比重，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非从价税占的比重超过了1/3，成员之间在这上面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种情况从时序拉开的话差别并不大，就是各国持续的、习惯性的把税责当成一个既定的制度在往下延续，一些成员如果作出调整的话也可以在税目层面上找到一些解释和答案。

　　这是关税高峰的情况和最高税率的情况，我们看看关税高峰，实际上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用的是绝对高峰，就是15%税率作为高峰，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相对高峰，就是3倍的平均值这种高峰，我们看见关税高峰和最高税率都在时序上呈现一定稳定性，而在成员之间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另外我们也观测了农产品税率的变异情况，表中给出的是变异系数。这种变异在二十年的实施税率当中仍然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我们看到有发展中成员更加倾向于税率的扁平分布，我们国家也是这个特点，缺乏高低税之间的配置和产品之间的配合，这种就显得比较扁平，我们看到变异系数在里面属于是比较小的，0.7几这样一个数据。个别成员约束税率它的分布出现了一些偏差，就是说它中间有一些调整，在年际有一些调整。

　　我们也把农产品关税和所有的产品的关税水平做了一个对比，能够看出除了农业资源优势成员，我们看见除了像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以外，大部分的国家，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农产品关税水平普遍高于所有产品的关税水平，农产品关税如果要消减的话恐怕将来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我们看了一个跨十年的变化，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图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把2010年的成员它的关税和2021年成员的关税做了一个对齐，里面有一些数据进行筛选整理以后，有用的样本就100个，我们把它做到图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形。我们看到低税率成员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变幅，但是有相当的稳定性，集中在这一部分。再就是从2010年向2021年转向的过程中只有个别国家有关税上升的情景，其他都表现出非常的稳定性，甚至有一些随机性，而高收入国家的稳定性变得比较差，这十年当中，比如最上面这个点是韩国，这个调整的幅度就相当大，这里面还有极端一些的国家，可能数据有质量嫌疑，我们剔除掉了几个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高税率国家和低税率国家在整个约束框架下用自己的实施税率进行调整的幅度相当于是它自己的一个权利，这种变化是有不确定性，并且我们看到有调高的，也有调低的，这条线从逻辑上说一是45度线。

　　除了梳理主要成员的农产品关税以外，我们这几年关注了美国农产品关税自主调整这件事情，我们想把它作为一个案例呈现出来，有些地方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看法和认识。

　　乌拉圭回合以后，WTO成员是能够自主制定和调整实施税率的，可以在框架下自行增减关税。从实际情况来看，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实施税率，可以削，也可以提高。另外我们看到比较大幅度自贸区当中接受自贸协定税率，做了国别局部的调整;美国历来对关税税率的管理是比较严的，它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详细梳理了美国2000—2020年的实施税率，这项工作比较繁琐，我们是在八位目层次上比较实施税率与约束税率之间的差值，然后我们在产品层面上比较年际税率的变化，因为这中间实质性的技术问题就是它要跨越五个HS版本，另外要处理低重加税带来的不可比性，这些问题是一些很繁杂的工具。自贸区关税也面临这个问题，好在自贸区关税有自己的关税例行编码以后数据整理相对要方便一些。

　　我们得到的判断是这样的：一美国自主降税的产品范围非常之窄，我们在这二十年调整过程中我们只看到它对31个税目作出了调整，我们应该叫税目次，就是有的税目调过好几次，用税目次做过调整。大家在右手这个表格上看见，涉及到的产品就这么多，非常窄的、很有特点的几类，制成食品，再加上烟草、肥料和棉纤，大概就这么几类。美国自己有1705个八位目，这个调整是非常窄的，而这些产品进口贸易的规模非常小，就是这个单向产品大概只有平均水平的1/3，就是所有的产品里面实际上贸易的规模是比较产品，小众产品。第二它只做局部和短浅的削减，我们详细整理了它调整的年份，最长的6年，最短的只有1年，并且自主削减一般都会被恢复，就是调整完以后后面又把它调回来，做的非常局部短期的调整。第三削减的幅度普遍不大，里面个位数的有，十位数也就20%多的幅度，因为他们本身的税率不高，美国整个农产品关税调整税率不高，所以调整的幅度很小，1—2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来看，乌拉圭回合以后美国对自己的农产品关税基本上不动，如果说它要动的话就是象征性。

　　相比之下，自贸区关税的调整反而是比较多的。自贸区协定美国2000年是5个，目前一共是20个，其中有2个退出，还有18个协定正在运行，其中与72个国家有同盟关系，它对农产品的覆盖不是全部的，是有选择性的，不同的协定下削减的力度明显不一样，有国别差异，但是新成立的自贸协定它的削减幅度要比原来要大一些，我们说在不断加深。既如此，还是有8个协定没有实现零关税的自贸协定。

　　因为这涉及到杂乱的一些内容，限于时间，我把美国这个案例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判断：

　　美国在农产品关税实施税率削减问题上十分谨慎，严守约束税率，在自主关税调整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部性、短期性和低降幅特征。美国在自贸区农产品关税削减方面表现出灵活性，针对不同的同盟不一样，并且在产品上是有所保留的。从乌拉圭回合协议实施以后，美国关税的削减基本上都是来自实施自贸协定。

　　最后做一些总结和思考。

　　在近20年当中主要成员的实施税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一个长期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它对将来关税政策的协调是有参考意义的，一方面它表现出成员对边境保护水平的实际需求;另外也凸显出目前约束税率里面存在的关税水分的影响。

　　我们看到，高约束税率成员更倾向于调整实施税率，因为它拥有更大的自主调整空间，在一定的场合下它对关税保护的诉求可能会更多。

　　以约束税率为基准进行关税削减的话，我们说这是一个判断，就是如果谈判按照这么来做的话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现行的几种模式，我们说包括已经有的几种模式，包括适应在工业产品上的，像瑞士公司这样的模式都可能因为关税水分而失效。FTA协定等关税削减就对多边的关税规则形成更大的侵蚀效果。

　　WTO框架下我们仍然可以把农产品关税看成是一种政策资源，因为成员之间关税水平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现在看来是比较悬殊的，另外美国的做法也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好，谢谢大家，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秦天放：感谢老师，今天下午发言的5位嘉宾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发言。下面由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经过一天的讨论，大家围绕“后疫情时代的粮食安全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贸易发展”“全球农业治理与农业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梳理了疫情和地区冲突背景下粮食安全及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中长期粮食安全形势及农产品贸易趋势，探讨了如何从全球粮农治理角度，特别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农业贸易规则应对挑战，如何调整优化农业支持来助力农业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如何借鉴不同国家乡村振兴的经验为我所用，以及如何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更好发挥贸易的作用。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产生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观点，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

　　粮食安全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尽管不同国家的粮食生产存在效率差别，但在当下，国际社会愈发重视粮食供应的韧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深受启发，在此想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方面跟大家分享几点体会：从全球粮农治理层面，我们认为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建立一套规则，秉持一个思想。

　　首先，要保持农产品贸易与粮食生产、储备、供应的平衡。贸易对粮食安全有重要的作用，推动农业资源在全球范围之内流动，帮助数以亿计的人口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提高贫困农民收入，满足各国食物消费需求多元性增长。但贸易在解决粮食危机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全球粮食贸易量占消费量的比重有限，粮食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且被跨国公司掌控，受气候变化、生物能源及粮食资本化金融化、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粮食市场波动性不确定性加剧，这些因素都可能限制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因此，各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统筹考虑，长远谋划，既要充分利用贸易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同时，共同努力防范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升贸易稳定性。通过财政、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及适当的治理和体制框架，创造强有力的扶持环境，强化粮食生产、储备的投入，推动粮食系统发展取得更可持续的成果，多措并举为实现粮食安全提供全方位保障。

　　其次，需要进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建立一套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WTO农业谈判应首先针对目前的粮食危机，充分发挥贸易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今年6月，WTO第12届部长会形成诸多成果，特别是就粮食安全、WFP 采购人道主义食品豁免出口限制等达成积极宣言，有效提振了全球借助多边规则应对粮食危机的信心。但自1995年以来，WTO农业规则一直存在不平衡不公平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少数发达成员拥有扭曲支持的空间，而大部分发展中成员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的政策空间则受到规则限制，对于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粮食安全公共储备(PSH)和特殊保障机制(SSM)这几个议题也迟迟没有进展。所以在新贸易规则构建中应当充分考虑扭曲强度、资源禀赋、补贴强度等方面因素，充分考虑类似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并拥有大量小规模农户的发展中成员的现实情况。

　　最后，我们还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携手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加强全球粮食政策沟通和对话，助力全球农业产业健康发展，特别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增强农业生产力。近些年的事实再次证明，任何局部的事件都可能影响全球，各自为阵的策略无助于解决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

　　妥善应对粮食安全是我们召开这个国际会议的初衷，粮食安全离不开国家和全社会对粮食系统的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均口粮占有量连续多年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有效保障了中国14亿人口粮食安全，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我们一同携手，加强国际农业贸易政策的交流，助力全球范围内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作出积极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各位代表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FAO和OECD对本次会议的重要贡献，感谢贸促中心支持团队，包括多边处及兄弟处室的辛苦工作，感谢翻译人员的付出，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希望各位能持续关注和参与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能持续关心和支持贸促中心的各项工作，能一如既往关心三农事业发展，期待明年我们能再次齐聚，共商农事!

　　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