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在1978年底得到平反后，于1979年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此后数年，农村经济改革居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地位，其间杜润生为“包产到户”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按照杜润生晚年的说法，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己的发明。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四川的农民冒着风险，开始了自发的包产到户。虽然农民的这种行为明显提高了农业产量，但两省的试验在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反对，一种支持。

　　党内在包产到户上的分歧，更早见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就曾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当时领导人对集体合作经济充满幻想的情况下，邓子恢的意见很快被淹没。邓子恢本人随后被打倒。

　　包产到户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农业经营方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乃中国政治语境里的一条敏感的神经。但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气候已经不同。经历了几十年的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试验后，农村还是很穷，农民还是很苦，连饭也吃不饱。而安徽、四川的试验则表明，包产到户至少可以让农民果腹。

　　可见，当时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要说服党内的领导干部。杜润生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群年轻学者，以他们的智慧和胆识完成了这项工作。1981年，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杜润生晚年依旧心系农民，认为农民的出路在于要过“市场关、民主关、自由关”。 在杜润生为农村改革奔走的过程中，带出了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或有获得比杜润生更高际遇者，他们或能完成杜师的遗愿吧。